小城往昔32
多年以后,或许陈晓勤自己也没有想到,那次我和他开车自驾游,踏上贺兰山峡谷索桥时,他居然吓得两腿一软,蹲在地上直打哆嗦,使劲抓住索桥的护栏,不敢前移半步,最后像电影《地雷战》中的日本鬼子过雷区那样,硬是拽着护栏坠着屁股一点一点挪过去的。当时我笑得喘不过气来,问道:“奇怪,你当年的那个劲哪去了?”
当年的陈晓勤,个子比我小,但非常敏捷,一堵又高又窄的院墙,对他来说如履平地一般,而我则总是显得战战兢兢地,所以当年我俩爬墙上瓦,全是他打头。
我说的那堵高墙,是当年旅馆巷子里和大众旅馆对面的一户人家的院墙。休学的那一年,我们常常乘人不注意,从外面爬上去,跑过这堵高墙,穿过房顶,然后猫着腰轻轻来到一个破天窗处,用绳子溜下去,经过一个狭长的过道,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县城电影院的舞台。
现在想来,当年我们读过的《铁道游击队》和《烈火金刚》这些小人书对我们影响极大,我们渴望自己能够像书中主人公们那样飞车走壁。我们在充满想象和刺激的过程中,实现着我们当时最实际也最令人向往的一个目标:看电影。
那个时候,县城电影院一般只在晚上放映电影,一张电影票一角五分钱,父母亲根本不可能慷慨地满足我们大多数时候的要求。有电影的晚上,我俩趁着夜色跑过高墙,溜下天窗,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舞台。这时电影已经开始,我们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坐下来,反对着银幕观看起来。这个过程最初充满挑战和刺激,我们感到紧张和兴奋。
但渐渐地,我们感到不足。舞台上的一些支架和垂吊的绳索,遮挡和分割着银幕,更要命的是那巨幅电影画面不仅是反着的,而且距离又太近,我们无法对画面整体有一个最自然的观感,一场电影看下来,脖子酸痛且不说,眼睛看周围的一切总觉怪怪的。就这样在反着看了多个晚上的电影后,我俩开始渴望能够坐在舞台下面的座位上,正正常常地观看电影。
记得那一次我们悄悄将舞台幕布拉开一丝缝隙向外窥探情况,放映机射过来的光束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下面黑乎乎的许多人头。当确认过道没有巡场的工作人员走动时,陈晓勤率先猫着腰钻出来,从舞台边轻轻跳下去,很快没入了黑影中。我迟疑半响,见并没引起什么动静,也快速跳下舞台跑入边上的走道。一眼溜见其中一排观众里面有一个空座位,就低头寻过去,直到一屁股坐下,才感到心里咚咚乱跳,也不知道陈晓勤坐到哪去了。
突然,从后面走来一个人,不时打开手电筒在观众席上低低扫一下,我意识到这是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可能发现了什么过来巡查,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上。所幸观众席上基本坐得满满的,人人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工作人员应该是确定不了究竟哪一排可疑,反复巡视了几个来回后就走了。
几场电影看下来,我俩意识到这样被抓住的危险性太大,但又不愿意继续在舞台上那样反着看电影,于是开始在白天人们午休的时机偷偷钻进电影院。我们在院场座位底下寻找被观众扔弃的各种颜色的电影废票,又在检票口寻找被撕下的各种颜色的副券。记得我们每去一次就会带来许多票面新、幅面长的各种废票和副券。回到家里,我们先是将与废票匹配好的副券沿际线仔细剪好,然后把费票从正面将撕口边缘用小刀小心刮薄刮毛,涂上薄薄一层胶水,将副券非常仔细地粘贴上去。这里面的技巧在于粘接部分既要结实还不能有凸出和生硬之感,在不知试了多少次后,我们已经可以做得以假乱真。
记得那时我们书中夹有许多张各种颜色的这种假票,到晚上把不同颜色的票各取出几张后就往电影院跑,先看看是什么电影,再站在票窗口看看售出的票是什么颜色,然后取出相同颜色的票,仔细检查无误后,就站在离检票口稍远处的地方等候。一直等到放映时间快到了并且人多拥挤时,才跑上前去随队接受验票进场,这是我们的经验,这时候一般很少会被发觉。当然,如果放映新电影,往往会满场,那时我们是不敢进去的,因为绝对找不到空座位,而若在过道乱窜,会很容易被工作人员发现并赶出来。
后来,电影院在票面上加盖了放映的年月日期印戳,当时我们还有不少余票存量,就一咬牙凑钱买了一个时间印戳和一小盒蓝色印泥,一直把余票看完才作罢。
在我们休学在家的那段时光,我和陈晓勤就这样看了好多电影,如国产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侦察兵》《青松岭》,阿尔巴尼亚《地下游击队》《伏击战》《海岸风雷》,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最后一颗子弹》《第八个铜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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