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 学 内 点 博 三 藏～僧瑾大师
佛教传入中国后，自东汉末年明帝以来，佛教就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传播，由于朝廷中上至皇帝，下至大臣，都虔诚信奉佛法。为此，中国当时的上层人士与达官贵人，都开始了唯佛教而不信奉。佛教传入中国后大约三百年的时间，中国佛教发展到了两晋之际，佛教文化与佛学思想，逐渐成为了中国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潮，也就是说，一个新的文化形式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发展，当然了，这种文化思想伴随着它的成长，会吸收原来地这块土地上的养分，也就是本土文化的渗入。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到了东晋时期，佛教却真正开始了成为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文化。许里和先生曾说，晋宋的佛教发展是“佛教征服中国”的时代。也就是说佛学文化是在晋宋时期，才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晋宋时期佛学得以走向社会化了，但它的主要因素便是，统治者的虔诚信仰和上层人士的信仰需要等，开始了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融合在了一起。因为，正是帝王将相等达官权贵开始流行信奉佛教，进入刘宋时代，这一现象却更加普遍了。
东晋时期，佛教在帝王中的信奉者是最多和虔诚的时期，这也是佛教在东晋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时间节点，也意味着佛教的到了当时中国政权对佛教的肯定和提倡，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中，中国历史的文明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从那个时候起，佛教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有谁不承认或否定的话，则说明这个人不懂得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及文化结构。
东晋刘宋时代，不仅帝王将相等信奉佛教，而且后宫嫔妃贵人等及将相的眷属等也开始信奉佛教，一时间使得佛教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却涌现了诸多高僧大德。自魏晋时期，中国第一位汉人高僧朱士行出家以后，中国人出家成为了一种时尚，尤其是晋代更是常事，到了东晋时期，历史记载，在梁武帝时期就有两百多万人出家。为此在刘宋时代的高僧众多，自然是理事相通的了。这一时期的高僧，最著名的有慧观、慧严、道猷、法瑗、僧慧、僧瑾等诸大师。
僧瑾大师（约398——477），俗姓朱，沛国（今徐州）人，他是隐士朱建的第四个儿子。在僧瑾大师年少时代，就很善于庄老的学习，精通庄老思想，对五经四书更是通晓，尤其是诗礼的学习，异于常人。僧瑾大师少年就以如此渊博的才能，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他的父亲又是有名的隐士，在父亲的教导和影响下，僧瑾大师自然对中国古圣贤的思想更为了解，并且为自己的成长也是为用的。在僧瑾大师年岁少长，开始了他的游学生活。古人不像现在的人，古人到了一定年龄，都会到处游学的，正是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当僧瑾大师游学行至广陵（今扬州）时，见到了昙因大法师，听闻昙因大法师讲解三藏等佛法大义，并得到了佛法大义的真理，而僧瑾大师受得了佛法的洗礼。遂即僧瑾大师对昙因大法师稽首顶礼，一面伏拜在昙因大法师脚下，乞求昙因大法师收他为徒。自此后，僧瑾大师出家成为真正的僧人。僧瑾大师出家后，对佛法经典的学习，博深游研，究得佛法大义的真奥妙理，更是通达三藏之法要。再后来，僧瑾大师到了京师，又拜龙光寺道生大师学习更深的佛法。而且又依止凭大法师受戒，并又更加研究深奥的佛法真理。
最初，僧瑾大师在京师冶城寺驻锡。因僧瑾大师的学识和修养，深得宋孝武帝的尊重和崇拜，乃敕赐为湘东王的老师，然而僧瑾大师以自己生病为由，坚决要辞去湘东王老师这一差事，可是并没有得到宋孝武帝的准许。遂后湘东王请僧瑾大师为他传授了五戒，由此后湘东王对僧瑾大师就更加尊敬了，而且对僧瑾大师的礼节也更为严谨了。可想当时僧瑾大师在宋晋时代的地位之高。
那个时候，首先是智斌大师最为知名，昙岳大师是第一代的僧正。智斌大师亦是德高望重的僧人，他更是精通三论之法及维摩诘思想，而且也善于诗经、礼仪和庄老思想等。可是后来在义嘉得罪了人。那个时候义嘉人都说智斌大师不好，说他在义嘉行的是邪道，遂即被摈出了交州。当时湘东很富裕，统领这里的是湘东王宋明帝，可宋明帝一定要敕赐僧瑾大师为天下僧主，并且给法伎一部，以及亲信二十人，每月再给俸禄钱三万。春夏秋冬四季，赐予车舆和使从等。凡是僧瑾大师到哪个地方，都是准许的。可是，僧瑾大师也是不接受，还是要辞去天下僧主之位。四方所供养他的钱财，并且问僧正有没有拿到，僧瑾大师是不看重的，而且僧瑾大师从不储蓄金钱财物的，所有的供养都拿出来充当福业，创立建造了灵根寺和灵基寺两座道场，用来修行和居住。
宋明帝到了晚年，有很多忌讳，所以像涅槃、灭度这样的语言，在这个时候不能再讲了。凡是像死凶祸衰弱等的话语，也是不能说的，因为讲这些话就是犯了忤逆之罪，导致被杀戮的人是个就有七八个。可是僧瑾大师每次都极力进谏，但是宋明帝遂对僧瑾大师的恩师之礼就淡薄了下来。由于，宋明帝害怕死亡等凶祸，凡是在他面前提到这些的人，十个人就有七八个被他杀掉了，就连僧瑾大师进谏，都使宋明帝对僧瑾大师的恩师之礼都不行了。可见宋明帝的思想，只是想求长生不老，而不想遵循自然规律。但是佛学讲的就是自然规律，世上的一切都是成住坏空的，一切都是随时间的变化和空间改变而变化的，只要是生在这个时间和空间里的生命，都是逃不掉的。
此时，汝南周颙到僧瑾大师那里侍奉僧瑾大师，僧瑾大师问周颙说：现在陛下比起以往是不像以前那样了，已经失去了明君的本来了。世间的进谏都无济于事，想与他谈论佛法则更是一种奢侈，只是三世的苦难报应的就要临近了。
檀越信士因见劝说宋明帝的时机已到，却尽尔陈词劝谏，宋明帝而后很快就得病了。数次诊治针灸，痛苦烦恼相伴，遂即召见周颙和殷洪等人，说有很多鬼神等事在他的心里和思想里。始终缠绕着他。于是，周颙开始研读学习《法句经》和《贤愚经》，每次被宋明帝召见，周颙首先要讲的就是《法句经》和《贤愚经》，宋明帝听后，往往都很惊恐的说，报应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不能不相信，不畏怖啊！周颙的这种智慧和方法，其实就是僧瑾大师教他这么做的。
所以，佛教所讲的因果，是不能违背的，只要悖逆了因果的人，就一定被因果所全宥。正因为僧瑾大师深知宋明帝违背了因果规律，并且听不进别人的劝谏，以致于后来在恐惧中生活，导致他生病以后，看见许多鬼神缠绕着他，使他痛苦不堪，直到周颙给他讲诵《法句经》和《贤愚经》，才使他真正了解了因果定律，只要违背忤逆了因果规律，是一定要得到报应的。僧瑾大师也是因此了悟因果定律，并阐释因果于世人，而才得世人的尊敬的。
僧瑾大师自幼深博庄老思想，而又了达诗礼，以及《五经四书》之儒学。当他遇到了佛学是自然容易接融和理解。正是由于僧瑾大师这样的一批高尚人士，才能对佛法有真正的理解。也是在他们这样一批高僧大德的正确信仰下，佛教在帝王中有了广泛地传播和正信的土壤。这一切的因缘会聚，自然使佛教在中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并且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汲收着中国的文化养分和思想滋润，再加上政治温床，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特色的佛教。所以，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佛教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中国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佛教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到了晋宋元徽中（约477年），僧瑾大师在京师灵根寺圆寂，世寿七十九个春秋。僧瑾大师的一生游学内典博通三藏，在东晋时期也是佛教中的佼佼者。不但是当时人们尊重和学习的楷模，就是直到现在也是人们所要学习和尊重的先祖。僧瑾大师的伟大之处，不是他博学通藏，而是他为了佛学的真理，在宋明帝的多疑的忌讳的晚年，敢于用佛法教化他的荒谬之思想。
在两晋时期，佛教作为一种思想的意识形态，让人们了解自然规律，是要通过一定的群众基础，才能更好地在社会中传播。但是，平民的思想和文化，往往达不到佛教的要求，而只能通过统治者才能的支持才能更好地完成佛教传播的任务。为此，佛教也从而成为了统治者的辅助思想，但它并不是工具，因为佛教是客观的，它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实际性的。佛教僧侣大德，他们在与帝王王室贵族的交往中，通过一系列的辩论、讲经、示法等活动，以过人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修养，赢得了统治阶级的信任和敬仰。为此，佛教有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凌驾于王权之上，受王室的尊崇。
其实，僧瑾大师就处在这个时期，从有关资料介绍上可以看出。僧瑾大师到了京师，最初居住在冶城寺时，就被宋孝武帝敕赐为湘东王的老师，在他给湘东王传授了五戒之后，湘东王对他更是崇敬礼拜有加。到了湘东王继承王位，成为宋明帝后，再一次敕赐僧瑾大师为“天下僧主”等，这些都是因僧瑾大师的渊博学识和过人的智慧及高尚的品德所赢得的宋明帝的信任和崇敬的。
但是，后来宋明帝晚年猜忌多疑，很多人因说了死亡衰白等忤逆之语，十有七八被宋明帝所杀，可僧瑾大师还是极力劝谏。虽然，宋明帝因此对僧瑾大师不再行恩师之礼，最终还是僧瑾大师的智慧征服了宋明帝的忌讳思想，以至于使宋明帝明了因果的存在，并且对因果更加可畏和相信。由此看来，佛教的真理，在那个时候，就被僧瑾大师等一大批高僧大德演绎得淋漓尽致，已经是无懈可击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