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好坏还是决定于公共政策

美国海军登陆日本

1852年，美国的海军准将佩里将军带着他的新式轮船舰队，冒着黑烟闯入了日本江户。当时的整个日本深受震撼，到处弥漫着恐惧，似有亡国的危险。日本政府只好被迫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

“黑船事件”后，日本人对自己智识上的封闭落后做了深刻检讨，这也刺激了后来的明治维新，他们决心要从教育做起，向世界求知识，从学习中国转向学习欧美，立足“脱亚入欧”。

1872年，日本发布了《学制令》，坚决实行有别于日本传统教育的“新式教育”，政府明确表示:“他日，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

当时的“意见领袖”木户孝允认为:日本民众，与当时的欧美民众没有什么差别；一切差别都是教育导致的。

此后，日本大力发展教育。

1906到1911年间，日本的教育费用共计花费了城乡预算的43%。到1906年，招募的新兵中已经没有一个文盲。1910年，日本的小学已经可以达到完全入学。从来没有家长为了孩子的上学问题受苦犯愁，更不可能出现为了孩子的上学问题而行贿政府官员或关系人的荒唐事情。

虽然当时的日本依然比较落后，但书籍的出版已经超过英国，甚至是美国的两倍还多，成为当时世界第一的书籍生产者。

日本后来没有选择石桥湛山提出的“小日本主义”理论，而是选择了军国主义性质的“大日本主义”发展策略，借美国等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发动了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这种危害世界的疯狂路线遭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阻遏，导致后来的惨败和国家发展的悲剧，也给亚洲各国带来了灾难。

教育的好坏还是决定于公共政策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国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和中国战乱后的情况一样。日本经过12年的发展，在1957年成为经济上仅次于美国的强国，虽然有国际国内的各种因素，但不能忽视教育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是教育为日本的经济腾飞和社会辉煌奠定了基础，因为教育是为一个社会的内部注入精神能量，给每个人的内心安上了一个发动机，这使得制度化转型的运行成本很低，发展更快。

韩国在二战后的发展也受到日本和欧美的影响，尤其是在学校教育方面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公共政策实现的。

教育天然具有慈善和公益的性质，应该由政府负起责任，因为教育是为国育才，国家是第一责任人，不能完全交给市场、交给民间。即便是由民间来办，政府也应该注入资金，而不是借机谋利，收取管理费。

教育的好坏还是决定于公共政策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研究发现：饥荒政治实际是一种人为的短缺经济，它故意将目标人群生存所需长期置于严重供应不足，或者价格远远超出消费水平的状态，以此来控制他们，迫使他们陷入基本的生活满足中苟延残喘，而无暇去组织参与影响他们的政治活动。不管当下这种局面是一种主观的有意或客观的无意，事实上，教育的短缺确实造成了一种人为的紧张。作为“良心工程”的教育却看不到一个共同体的良心，这才是让人揪心的。

教育的好坏还是决定于公共政策

西安教育“问政”过去几天了，不管它是一个“电视节目”也好，是一个“民生秀”也好，但把公共治理问题通过电视问政的形式展示出来，让公共政策的执行者能够直面问题，努力工作，让公民思考教育问题的复杂性，不失为一次很好的尝试，也让老百姓看到了西安教育改变的一丝希望，最近几天也看到了他们雷厉风行的行动，最起码各个学校不敢随意在周末补课了，这就是成绩。说明只要政府部门勤政为公，还是会有成绩的，教育的“剧场效应”还是会得到一定改观的。在此我要为西安电视台点一个大大的赞！

虽然在问政的过程中，官员们的表现大多乏善可陈，诸如念稿子、手发抖、答非所问、避重就轻、转移矛头等等，而且从西安电视台的暗访中让人看到了招生后面的层层利益黑幕，把招生腐败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紧接着，国务院督导组进驻西安，由此也引发了权力的恐慌。

西安教育正站在一个拐点上，“问政”之后有多少改变，不在于怎么表态，而在于怎么行动，西安的家长、教师、学生和全国人民拭目以待。

教育的好坏还是决定于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