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熠熠星月》4 复兴

能让一个民族生活之中处处遵循规则，这就是宗教的力量。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如此评价宗教：“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福音书上说，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一点也不假。”

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人预言，随着物质经济的高度繁荣，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提高，影响人类存在的要素会发生变化，曾经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宗教将会逐渐衰弱，直至消亡。但人们很快发现，宗教对人类个人和集体行为发挥了重要的道德指导作用，而且无可替代。无数历史教训证明，抛弃宗教会导致这种作用消失，进而带来可怕后果，最终结果将是无政府状态、堕落及文明生活的破坏。中国人有这样的记忆，当不信菩萨和玉皇大帝时，人民在敬仰毛主席，人必须有所敬畏。

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与此同时，宗教也迎来了全球性复兴，如美国到教堂做礼拜的人从从1940年的6500万人增长到1.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63%；亚洲地区重新捡起儒家文化，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重塑传统价值认同；伊斯兰复兴运动席卷了中亚。1989年，中亚有160座启用的清真寺和1所伊斯兰教神学院，到1993年初有大约1万座清真寺和10所神学院。

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宗教一直收到压制，但它们在政治挤压下依旧顽强存在。后来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宗教复兴席卷了从东德到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填补了意识形态崩溃后所留下的空缺。

在俄罗斯，东正教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复兴。1994年，俄罗斯30％的25岁以下的人称自己从无神论者转变为信仰上帝。莫斯科地区使用中的教堂数目由1988年的50所增加到1993年的250所。宗教得到政治领袖一致的尊重和政府的支持。在俄罗斯的城市里，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于1993年所报道的：

“教堂的钟声再次回荡在空中。新镀金的圆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不久前还是废墟的教堂重新回响起美妙的歌声。教堂是城市里最繁忙的地方。”

与前苏联地区类似，中国也在经历和发生类似的事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总共约有十万多所宗教场所，历经数次政治运动宗教场所凋零，到了七十年代末，连同寺观教堂、简易活动点和教徒自行建立的活动场所合计在内，只有三万多所。

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承认“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表示要“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并阐述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说：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与世界各地一样，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宗教也迎来复兴。到了2012年，中国国家宗教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经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近13.9万处，其中佛教寺院约3.3万处；道教宫观约9000处；天主教教堂、会所约6000处，基督教教堂、聚会点约5.6万处；伊斯兰教清真寺约3.5万处。

中国的清真寺主要集中在新疆，有清真寺2.39万处，占全国清真寺总量的68%。清真寺占新疆全部宗教场所的99.6%。

这一时间，共产主义在东欧、苏联消退，共产主义持无神论，它消退留下的空间迅速被宗教占领，宗教力量的扩大也有可能又加速了共产主义的消退。在中国情况则好的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影响力不似当年，抱着纯洁思想申请加入组织的青年在减少，某维族青年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

“我出生在世俗化的维吾尔家庭。……父母都是党员干部。甚至我爷爷就是毛主席的忠实粉丝，他生前每次家庭聚会都要跟我们讲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他教育我们的时候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们小时候连白面馕都吃不上，你们现在还有啥不满意的？……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宗教的因素，做礼拜也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去清真寺跟大部队意思一下。可以说，在爷爷的影响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我的家庭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世俗家庭。……我父亲兄弟姐妹七人，全是党员。但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没有再选择走他们这条路。我们大家族兄弟姐妹们十几个人，一个党员都没有。……我们对体制都比较失望了。我们的成长记忆就不一样，我们没挨过饿，可能会更想去追求一点精神上的东西。”

中国宗教复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社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

中国经济的超常规发展，现代化程度迅速提高，对社会而言，整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增强，人民更加自信，对待本土文化的态度也有了大的转变，从鄙夷怀疑到重新喜爱，变得更热衷于伸张本土文化、传统文化。

比如中国政府到世界各地兴办孔子学院，推广中华文化，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就是一个例证。在中国西北一隅新疆，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新疆的经济是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人民生活也高于很多内地省份，并不输给某些发达省份，民众自然很自信。新疆南疆是伊斯兰文化主导的区域，维吾尔等族群重新焕发出对真主的巨大热情。

在个人层面上，现代化和城市化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异化感。在利润的驱使下，经济触角触及神州大地上每一块土地。偏远山村通了公路，山里的土特产运出了大山，外部商品源源而入，年轻人外出打工。草原深处铺上了太阳能电池板，架起了卫星电视，部族成员跨上了比骏马更快的摩托车，开始向与自己合影的游客收钱。现代化和城市化破坏了传统的乡村部族纽带，传统的社会关系断裂，造成了认同危机，富裕起来的人们问，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们的心灵归属在哪里，宗教又一次给了他们答案。

《我的民族观如何形成》作者的母亲就从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妇女，从一个“天天哭，不停跟所有人讲述自己的悲惨人生”的“祥林嫂”，在接触伊斯兰教后，“思想慢慢开始转变，比如领悟“惟有忍耐与克己方能能领悟人生的真谛”，等等。她学会了读古兰经，学会了做礼拜，”……“对父亲开始有了宽恕和谅解，对生活的态度也乐观起来。”……“从脆弱状态中走出来，变成了一位大方、坚强的女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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