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驴得水》的人，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大概都知道电影讲述的不完全是民国的教育，当然也不仅仅是教育。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现代化”，此话细思极恐。“流氓”有两种，在旧时，“流氓”的含义和今天不太一样，《说文》注：“氓者，民也。”居无定所的游民是谓“流氓”，电影中的铜匠（驴得水老师）是也。第二种“流氓”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怙恶不悛之徒，严格地说，特派员当属此类。而片中知识分子的尴尬，就在于他们处在两类“流氓”之间，他们想努力改变点什么，却总是“硬”不起来；他们时而成为流氓施暴的对象，时而又和流氓做着媾和。
文化的力量可以把人从蛮荒带入文明，但也带向了更为复杂的人性和利益角力场，当利益纠葛不断升级，直到无法在文明的框架下得到解决的时候，人类就又回归到野蛮的形式中——原生态可以被文化改造，文化则被子弹掣肘。
知识阶层曾经深刻（或许也带着乐观）地指出，文化规训所成就的新型权力形式（文化权力、契约精神等等）可以和国家暴力鼎足而立。预言它将以其文明的规约形式和强大的惯性力，用文化自觉的方式部分地收编改造赤裸裸的暴力。然而他们忽略了谁才是政策的制定者，到头来，他们仍然是暴力的妥协者。
回到电影本身，最让我震撼的不是知识分子的夹缝生存，也不是特派员欺上瞒下的不正之风，而在于是什么使得“铜匠”变成了“驴得水老师”？
铜匠的报复，从情感上讲是原始的、带着朴素的自发性，是投入淳朴之爱却被张一曼（略带愧疚之心）羞辱一番之后的反应；从手段上讲却是现代的、令人心寒的。我不禁在想，是谁教会了他如此娴熟地掌握了宫斗戏中才有的整人技巧？影片中确实有交代，孙校长的女儿孙佳给了他几本书，教他知识，铜匠和以前不同了，却不曾想，是如此的不同。我不敢说前期的铜匠——那个尚未具备“文明”思维的人——是单纯的，但至少是充满原始的野性和保持本真色彩的，但在“知识”的催化作用下，他想要的，就更复杂了，不管是对象还是手段。
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就叫《我要你》，很美的旋律，但明明歌名叫做《我要你》，歌词却生生地把“我要”和“你”分开了，令我无限遐想，好似多了几分迫不及待的欲望。或许唱者无意然听者有心，这“我要”和“我要你”的差距，好像就是横亘在电影中的一道沟渠，隔开了理想和现实，也甄别了浪漫和欲望。从“我要你”到“我要”，生动地呈现了从“铜匠”到“驴得水”老师的深刻转变。
孙佳怎么教的铜匠，我们已无从考究。虽然孙佳自责地说“是我教坏了他”，但从人设上看，孙佳不会教他使坏。更多的是环境使然，让他变得更加敏感、狡黠、利己和善于报复，颇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铜匠自我转变的这个过程中，出现在他身边的、影响着他的，那都是一帮老师和知识分子，是环境的问题，文化导向的问题。故此，这部电影始终让人无法过滤掉当下的教育场景和教育方式。
或许，每个投身教育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带着理想和情怀，但教育者始终在夹缝中，在“两种流氓”之间喘息。可能有人会说，今天的国人很尊重知识、尊师重道。事实果真如此吗？看似，有的地方，教师待遇很好，但问题也就出在“有的地方”上，神圣的事业一旦有了区别对待，进入市场，那就是一盘生意，教育业沦为服务业，知识阶层仍在夹缝中求生存。久而久之，对于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来说，就容易迷失，忘掉了他们选择这份事业的初衷应该是无差别的孩子，而不是有差别的待遇。
当然了，在时代面前，每个人都是无力的。在目前看来，对更多的人来说，教育只是一项营生，你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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