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历史，沉默不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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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沉默不是金

（《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何 蜀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首都北京的一些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不但对首都的文革形势，而且对全国的群众性造反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决定将大学红卫兵赶下文革舞台时，曾专门召见了首都高校的“五大领袖”，成为一件标志性的事件。这“五大领袖”的名字：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师大谭厚兰、北航韩爱晶、地院王大宾，就从此“载入史册”并被人们广泛知晓。

然而，当时却有很多人不知道，“五大领袖”中的王大宾，跟其他几位不一样：北京地质学院原来的学生领袖是朱成昭，因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略部署”，“走向了反面”，被中央文革下令罢免，另外物色“听话”的王大宾出来取代了朱成昭。

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包括文革亲历者和完全不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的青年人和外国人，都还在津津乐道文革中官方宣传的“毛主席的大民主”，以为那真是让群众享受了一次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其实，仅从北京地院学生领袖的换马及当年“奉旨造反”的红卫兵造反派编印的宣传材料中都讳言朱成昭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冲突，讳言地院学生领袖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强行更换的来龙去脉，即可以看出那所谓“大民主”的真相。这个“大民主”的一个大前提即是：听话。如果不“听话”，那么，不但“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即使像王大宾那样“听话”的，一旦政治上不再需要了，仍然会被卸磨杀驴弃若敝屣，甚至成为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替罪羊。

我是在文革中的群众性造反运动兴起后才听说了北京地质学院及其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的，特别是在1967年4月我从做临时工的川南山沟筑路工地被解雇回到家乡重庆后，更多地听说了“北地东方红”，当时在重庆十分活跃的“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中就有北地东方红的人员。特别是在四川最早爆发的武斗流血冲突中，北地东方红的李全华在成都“五六事件”中被保守派开枪打死，震惊了全国，当时我买到一张北地东方红的《东方红报》，反复看过多遍，珍藏至今。以后又得知北地东方红在为重庆文革中自杀的著名作家罗广斌鸣冤翻案，为重庆文革前的一大冤案“萧李廖反党集团”翻案，就对北地东方红这个组织更加充满敬佩之情。不过，对这个学校、这个组织实际上并无多少了解，只知道传单、小报上经常提到的“三进地质部”之类“战斗历程”，却一点不知道（那些材料上一点也没披露）领导那些“战斗历程”的风云人物朱成昭，自然更不会提到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

直到九十年代正式投入对文革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在退休后相继编辑电子刊物《记忆》和《昨天》，建立了更多的作者、读者的联系，眼界更加开阔，才对北京地质学院及其东方红公社等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从2015年6月30日开始，我陆续为《昨天》编发了几期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集中发表了一些原地院文革亲历者的回忆、研究及资料性的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了解到，当年北京地院的文革亲历者们，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也不管是造反派中的“朱派”还是“蔡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尽可能把自己所亲历的文革历史的真相回忆并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当然，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亲历者们难免受到当年一些情绪的影响——那毕竟是他们的青春年华，难免会有不同观点的争论。但只要不是个人意气之争，只要争论双方能够跳出在毛泽东时代形成并且在文革中得到强化的那种非黑即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极端化、绝对化思维，即使对某一史实的叙述与认定各有不同，也无关紧要，完全可以按照文史资料整理中的“多说共存”原则，一齐保留下来，留待后人去研究。

总之，面对历史，沉默不是金。为了不让文革一代人那段一生中最难忘的（不管是激情燃烧的还是灾难深重的）经历如烟而逝，让后代能从文革一代人的“战斗历程”或“苦难历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得到有益的启示，文革亲历者都不应保持沉默，而应该打消顾虑，站出来发声，说出、写出自己的亲历见闻，尽到自己“最后的责任”，做出自己“最后的贡献”。

2018年6月4日于重庆风江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