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提到孤独，很多人是抗拒的。

中国社会是不喜欢孤独的，儒家讲究大同社会，儒家社会更强调在普世的社会里伦理之间的价值，而忽视个人的孤独美，压抑个体。尤其在当儒家思想开始独掌中国社会时，群体架构根深蒂固，个人的思维精神无法实现，于是，整个社会都开始排斥孤独。

尽管庄子强调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表达自己对于孤独的认可和推崇，但与儒学相比，显然影响太小，难以深入社会骨髓。

于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不会独孤了。个体的空间被逼仄在拥挤的巷子里，求同的狗把我们追得疲于奔逃。我们只要一经历孤独，就会开始无措，开始茫然，一个人怕孤单，两个人怕辜负，三个人怕孤立，当一群人在一起时，又怕短暂的热闹之后是长久的孤寂。我们以为孤独是生命的例外，所以我们拼命合群，拼命迎合主流，我们的艺术为了他人的趣味。那些用物化的或者廉价的笔触去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的作品，那些自以为贴合生活实则言之无物，虚张声势的东西，有的全是糟粕。我们的生活囿于他人的生活，以为融入是荣，以为孤独可耻。可我们没发现，我们的身体融入了大众，我们的心却变得孤寂，它们有着种种不良反应，于是它们累了、哭了。我们因为盲从而陷入精神的困境，丧失了自我，走不出自己的桎梏，孤独的意义由此与我们相去甚远。

在现代社会是很难找到孤独存在的意义的，现实的孤独都被冠以不耻，而古人的孤独却被人推崇，于是在幽州台念着“天地悠悠”的歌颂者，于是在汨罗江畔“披发行吟，形容枯槁”的吟唱者。于是在南山脚下唱着“心为形役”的私语者。

我喜欢孤独，我认为孤独是人生的常态，而非例外，也许因为我的经历，也许是因为其他。我喜欢陈子昂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感，我也喜欢屈夫子那种“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更喜欢陶渊明“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孤独感。

这种孤独，在明后期李卓吾的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这也是明朝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一个聚焦般的体现。李贽一生“离经叛道”，是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为“异端”、“邪说”，一时间群起而攻之，要把他驱逐出境。李贽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并把自己的作品命名为《藏书》和《焚书》，只可留给后世，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这是一个人孤独与千万人作斗争，与深深嵌入民众血液里的传统思想作斗争，这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独，欲将思想重新洗牌，将社会重新改造，毫不夸张地说，李卓吾先生不失为“新世界”的开拓者和践行者。这是一种宏大的孤独观，是真正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他从来没有把孤独看做悲哀、衰败的代名词。相反，在他身上的孤独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它是普世社会里生存的精神准则。

刘瑜说“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我不认同这种将孤独特殊化的观点。小时候我们都是从一声声的啼哭中独身来到这个世界，；青少年时又开始孤独地与周遭对抗，我们叛逆，我们特立独行，那是我们孤独得最彻底的时候；中年时我们有独自一人孤独地扛下了所有，我们将心事轻轻放，将意气风发都留给过往；等到老了，我们又独自走向死亡，独自面对这一人生的终极命题。人生无处不孤独，其实我们一直是孤独的。孤独是普世的社会价值，只是我们从来不愿意去承认，我们只是逃避，仿佛孤独的，就是无助的，就是无力的。于是，我们开始扼杀孤独。

我认为，我们是需要孤独的。

所谓孤独者，白日里不与人侃侃而谈，却总会在幽暗深处与自己相谈甚欢，那是一个人的对白，这些对白，是屈原、陈子昂、陶渊明和李贽等等前赴后继的孤独者对自己内心的深刻拷问，对灵魂的深深洗礼。这些对白，多少少了点色彩，却往往精彩，这些前赴后继，终归会汇聚成人山人海。

孤独会让你明白，你只有自己，那些靠他人或者外物支撑起来的空中楼阁，海市辰楼，大都虚无缥缈，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你需要在蝇营狗苟的现实洪流中寻求自我的安稳陆地，以抵御，以自卫。

孤独也会让你反求诸己，真正走进自己的内心，人真正认识你自己的时候往往是你最孤独的时候。人其实是个哲学命题，你为何是你？你为何而来？你为何而去？

孤独的终极意义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遗世独立，将整个世界都装入脑海，去思考，去探索，每一个孤独者，都是世界意义的探索者，是世界规则的作为者而非顺应者。

所以，我们不要杀死孤独，我们不论是那一朝的书生，都不要忘了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