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父亲‘’一直是我不敢触碰的字眼。每每有人问起，总是转移话题；听到别人谈及，也会急急回避。今年，母亲去陪伴父亲了，这个父亲节，似乎也终于可以将‘’父爱‘’从心底深处唤起。
和母亲浓眉大眼热情豪爽不同，父亲清秀些，带些儒雅，甚至有些书生气，话不多，声不高。
刚到北京时，我满身乡野丫头的蛮气，打遍院里大大小小的男孩儿。那些家长经常领着被打的孩子堵在我家门口告状，很是给他丢脸。
父亲也只是沉吟，向别人道歉和惩罚我的事都是母亲来做。我的顽野怎么形容呢？一个比我高出一头的男孩子嘲笑我的重庆话，我愣是跳起来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大耳光，他当时懵得都忘了哭。另一个男孩儿拽我的辫子被我追得无路可走跳入一口枯井，我点了一把火扔下去……
父亲有时是和蔼的，会给我们拉手风琴、吹口琴，母亲和着唱。
但总的来说，他是严肃的，甚至刻板。在家里，我们像战士一样生活：无论春夏秋冬，起床后马上打开窗户通风；碗里从不剩一个米粒；东西从哪里拿来一定摆回原处；椅子只坐一半，腰背挺直；犯了错误，检讨书或保证书必贴在客厅墙上……到现在，再冷的冬天我还是习惯用凉水洗脸。
父亲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他常说的是，公家的东西，我一盒火柴也不会拿回家。他又是一个极理性的男人，每每和母亲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喝醉。
父亲是爱我们的，这是在他离开我们很久后我慢慢体会出的。
有段时间，父亲到沙城工作，一周回来一次。我盼他回，是因为他的那个黑色人造革包中有太多惊喜：奶糖、栗子和书，《基督山伯爵》就是我从他的包中翻出来偷偷看的。
我不记得他哪一年从部队转业。母亲曾回忆说，那些日子，父亲夜夜都不能入睡，很矛盾。回老家，职位会好些，又能照顾爷爷。但是，为了我们这几个孩子的未来，他还是选择留在北京。
父亲对我的爱似乎远多于对两个弟弟的。
小时我有两个虎牙，母亲认为无碍，父亲却决意带我去矫正。那个年代这是一件很特殊极难办的事，凡事怕麻烦从来不求人的父亲，竟从部队开了介绍信，说我将来要当文艺兵，才到一个部队大医院做了矫正牙套。因为极不舒服，没几天我就把牙套扔到房顶上了。
上中学后，我突然成了一个内向羞怯爱学习的孩子。每次的家长会都是父亲去，回到家他会假装面无表情地说，嗯，你们老师又表扬你了。
单位组织到外地休假，可以带一个家属，别人带的都是爱人，他带我。而我极不情愿地跟在他身后。
新电影他是要先审查才决定我是否可以看。他不允许我看《骆驼祥子》，理由是虎妞说话不文明，对女孩子影响不好。当他发现我偷偷看《苦菜花》，就再不把书带回家来了。
可能这些关爱让我倍感压抑，我以反叛的方式抗议着。
高中分班，他希望我学理，我偏选了文科；填高考志愿，他不希望我报和意识形态有关的专业，我又选了哲学；他认为大学期间不适合有男朋友，我却早早恋爱……在他对我的规划中，我应报考北京，最好是图书馆系，毕业后两三年找一个学技术的人结婚生子，就这样一辈子。
为了让我留在北京，他找到我的班主任，将我的第一个志愿由复旦改为人大。
和那些离开家哭哭啼啼的同学不同，一上大学，我像飞出笼子的鸟一样，节假日也不怎么回家。于是，经常接到父亲的信。开头必是：芳儿；落款必是：父亲。我觉得肉麻的很，总是把信匆匆扫一遍便收起。
1984年春天，例行体检中，父亲查出肺部有阴影，被安排到小汤山疗养。母亲说，你爸最疼你，你要多看他。男友陪着我去，但没进房间，只在院子里等。父亲却一眼看出，说，如果你和他谈恋爱，就不要来看我了。
于是我就真的不去看他。
那时，爱情大于天。
两个月后例行检查，阴影消失，出院后，父亲又恢复了吸烟。
因为男友的关系，我几乎不回家，与父亲也几乎不说话。但还是经常接到他的信，开头还是‘’芳儿‘’，落款还是‘’父亲‘’。我依旧不回信，匆匆看过甚至不看就收起。
有时，他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来学校给我送吃的。我马上把这些分给宿舍的同学，而且坚定地认为他是借送吃的之名来侦查我是不是谈恋爱。有时，他会坐单位的车来，说是开会顺便过来看看，我更加认为，为了监督我，原则性那么强的人也公私不分了。
母亲总是试图让我们和好：你爸是担心你毕业后和别人到外地去生活，才反对你谈恋爱的。
我一定是要远行的，谁也不能阻止我。那时，我想。
毕业那年，父亲送了我一辆自行车，而且是有大梁的那种。他和母亲说，将来结婚有了孩子可以加个座椅带孩子。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便决意这辈子都不生孩子。
爱，有时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东西，它会把你越推越远，背离所有人的初衷。
毕业时，我莫名其妙拒绝了学校的分配，鬼使神差到了离家很近的一个单位。住在家里，每天骑着父亲送的那辆他希望我将来驮孩子的自行车上下班。话依旧不怎么说，但他明显安心了许多。
母亲曾问，你准备这样一辈子吗？
我说，嗯！
在我心里，他没有祝福我的初恋是不可原谅的。
可是，一辈子，有时竟然如此短暂。
那是1992年的暮春。吃早饭时，父亲对母亲说，我的手最近老是抖，昨天他们递给我烟，我竟然没接住。
那天，我咨询了几个学医的朋友。
几天后，父亲到医院检查后就直接留下住院了——脑转移瘤，有说是八年前肺癌的复发。
每天下班后，我直接到医院，替白天守了一天的母亲。
依旧不怎么说话。我在病房里批改学生作业、备课，累了就伏在父亲的床边，睡得很香。
医院判断大半是恶性肿瘤，认为治疗已无太大意义。但我和母亲依旧寄托于那微渺的希望，执意手术。
手术那天，我们就在走廊里站着等。我突然觉得，父亲被推进手术室时，我似乎什么也没说。
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主刀医生出来说，是恶性的。眼前顿时一片黑暗。
手术后的父亲半身不能动，正值学校放暑假，我全天侯待在医院里。
手头接了一本书的稿约。于是，白天和父亲谈书的内容，晚上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借着并不明亮的灯光写。第二天，父亲会问写了什么，然后让我趴在他的床上补觉。
有时，他问前男友的情况，会说，既然他留在北京，你们可以……每当这时，我便倔强地扭头出门。
8月14日，准备出院的父亲在他干儿子的怀抱中突然就闭上了眼睛。或许，他觉得回到家里并不能改变什么，他是从来就不愿给组织、朋友、家人添麻烦的。
25年过去了。母亲曾说，你爸这辈子只为你一人伤心过。他若知你后来变得这样善解人意，如此孝顺，该有多高兴？！
只是他看不到。
不，他一直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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