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古代中华帝国的历史，首先要理解的是农业化。
很多人都知道工业化，对农业化则不免感到陌生，因为它太遥远了，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那个时候连文字都还没有出现，也就不可能留下可靠的历史记录，只能依靠考古发掘再结合上古神话传说做一些推测。但对人类文明而言，农业化的意义足以与工业化并驾齐驱。
农业化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根基。那些坚持以采摘或者狩猎为主业，拒绝转型为以农业为主业的民族，在人类文明的舞台上逐渐变成配角，比如非洲、南美的那些丛林部落。
农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农耕化，也就是以种植业为主，而不是以游牧或者畜牧业为主。
一个农耕化的社会，可以稳定地获得大量食物，养活数量庞大的人口，并让这些人口定居下来，而不是像游牧民族那样居无定所。农业劳动者创造的食物数量可以超过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必需，也就可以供养一批无须从事农业劳作的“富余人员”去从事脑力劳动，搞国家行政管理，研究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从事思想文化与文艺创作等工作，还可以养得起规模庞大的军队；而且，这些“闲暇人员”可以聚集到固定的城市集镇当中，互相交流，形成分工，产生比较复杂的手工业体系，制造出先进的工具。这就可以极大地提高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和战争能力。
战争能力是一个国家、民族、文明生存发展的重要能力。将领的才干差异对个别战役的胜负影响极大。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长期的生存战争，则并不主要是将领个人的军事才能对决，而是经济实力和社会动员组织能力的对决。汉朝初年，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国家能够调用的骑兵不过1万，汉高祖刘邦出行想要找到4匹毛色一样的好马都凑不齐，有些将军、丞相出行只能用牛车。这个时候匈奴能够骑马打仗的控弦战士有近10万。此时，白手起家建立汉王朝的高祖刘邦，即使手下名将如云，北征匈奴也依然以失败告终。汉王朝因此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增加人口，繁殖马匹。经过60多年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拥有军马约60万匹、战士70余万，而匈奴的骑兵数量基本保持没变。这样，汉王朝就取得了相对于匈奴的绝对优势。汉武帝因此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匈奴的远征，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
在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名将卫青、霍去病对汉朝的最终获胜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匈奴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动员组织能力上也弱于汉朝。汉朝远征，骑兵向北方深入大漠数百公里，对后勤补给的要求极高，每个士兵都需要3个甚至4个民夫来为其输送粮食。如果是10万大军远征，就需要大约40万人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军事相关活动。如果把生产这些军需的人口也算进来，那就更高。《孙子兵法·用间篇》里边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若按一家5口计算，10万大军背后就至少需要350万农业人口作为支撑。仅此一项，就超过了匈奴的总人口。汉朝靠什么支撑起了如此庞大的物资供应线？就其经济根基而言，就是依靠中原地区的农业耕作，可以养活数千万农民。劳动者除了家庭自身消耗以外，至少还有10%甚至更多的富余产量。
13世纪中期，蒙古消灭了金帝国，占领了中国北方。蒙古民族是游牧起家，对农耕生活不太熟悉。蒙古皇帝一开始觉得农耕这东西很不好，净养一些懒人，打仗都打不赢我们游牧民族，所以想把汉人都杀光或者赶走，把农田变成牧场。结果，比较了解汉文化的大臣耶律楚材就跟皇帝说：这块地方如果经营农业，每年最少可以征收赋税50万两白银、8万匹布帛、40余万石粮食，完全可以支持蒙古大军南下消灭宋王朝的军费之需。蒙古皇帝一算账，如果这地方经营畜牧业，肯定得不到这么多战争经费和物资，所以就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农业耕作能够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军队，这一点似乎成了北方汉人得以保全的关键因素。
中国的农耕人口在汉朝时期就达到了五六千万人。北方的匈奴以游牧为主，能够养活的人口也就几十万，再英明的君主也没办法突破这个人口供养的上限。这点儿数量的人口进入中原，就好像河流汇入大海，不管河水有多么浑浊，哪怕像黄河一样全是泥沙，流进来之后泥沙也会冲散、消失。稳定的农耕生活远比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过着舒服，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很快就会放弃游牧，改为农耕。因此，尽管中原政权多次因为自身的腐朽而被北方游牧民族击败，但中原农耕文明仍长盛不衰，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人口数量还一直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增加。汉民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情况，在中华帝国2000年的历史中也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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