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是山西。山西，是当时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
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在平遥、祁县和太古，其中以平遥为最。平遥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昇昌”，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外祖父”。
山西自然条件并不好，没有太多物产，经商的洪流从这里卷起，恰恰是因为这一带客观环境欠佳。这里的人们很特别地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试图走出一条摆脱贫苦的大道。“走西口”便是他们首要的选择。
在走西口的队伍中，走出了一个来自祁县乔家堡村的贫苦青年，他就是乔贵发。就是他，开创了乔家大院的最初家业。乔贵发和他的后代所开设的“复盛公”商号，奠定 整整一个包头市的商业基础，当时出现了一句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乔贵发，也成了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种宏伟的文明的缔造者。
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与他们良好的人格素质有关：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不过，他们的人格素质中也还有脆弱的一面。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功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
几乎所有的文化学者都一直在躲避他们。总之，是历史，是时代，是环境，使他们没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他们只是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还不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所以，他们在风光数百年之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
当然，山西商人败落的原因还有社会历史因素。中国近代社会的极度动荡，让他们逐渐走上末路。
中国文人学士鄙视贫穷，又鄙视富裕，更鄙视商业，尤其鄙视农民出身的经商队伍。因而，山西商人虽创造过中国最庞大的财富，在中国文人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却没有留下什么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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