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继往开来
第1章 价格闯关 朱嘉明聚贤莫干山 吴敬琏激辩勤政殿
1988年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各地物价很快出现失控的局面，并最终演化成一场抢购风潮。
一、统购统销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缘起于1953年的粮食危机。1953年是我国“一五”计划的第一年，由于急速推进工业化，城市人口膨胀，当年城里人的粮食消耗量比上一年增加了31.6%，而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的粮食只增加了8.9%，形成了粮食收支的巨大缺口。
屋漏偏遭连阴雨，当年长江流域发生水灾，夏粮减产，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源，国家最终制定了最为严厉的“统购统销”，国家以补贴的方式，以统一的低价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再以统一的低价在城市进行销售。低价收购致使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而缺乏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下滑。
在那个时代，农民靠生产队的工分领口粮，市民按定量供应。机关干部每月30斤，体力劳动者45斤，学生35斤，居民28斤。小品演员陈佩斯在回忆当年报考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经历时，曾直言“受了那45斤粮票的诱惑，最终‘混进’了文艺队伍。”
对政府来说，购销倒挂带来的是沉重的财致负担。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就不仅仅是粮食，还有布票、棉花票等。那时缝纫机之类的工业票更是珍贵，一个单位一年可能也就一两张，分到谁头上谁就像是中了奖。
民以食为天。1978年，当小岗村18户农民聚集在一间茅屋里，分掉了共同拥有的517亩土地，他们并未想到，当初为填饱肚子的“歃血为盟”，迈出的正是中国粮食改革的第一步。
进入八十年代后，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在稳步提升，到了1993年粮食总产达到9128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粮食产量的提升为全国粮食购销价格放开的平稳过渡创造了有利条件。1979年起，广东在全国率先缩小统购统销产品范围，粮油改为议价供应。
1984年，广东省在深圳放开粮油价格，但范围仅限于特区；11月，广州蔬菜价格全面放开，价格上浮。于是，有人说：“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即使是2分钱的火柴升价1分钱，也被冠之以提价50%的“罪名”，从而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二、价格双轨制与官倒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一盒火柴两分钱，一斤盐一角三分，这样的价格维持了28年。八十年代初，国家首先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实行国家定价。同一商品，两种价格，这就是“价格双轨制”。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超产原油在国内按每吨644元出售，其他油田超产的原油均按每吨532元出售。当时计划内生产的原油国家定价均为每吨100元。高价油与平价油的价差收入，成了工业品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源头。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
同年9月，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莫干山召开。其创意来自当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朱嘉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黄江南。根据论文，最终选中了124人参会。
与会的青年精英王岐山、马凯、楼继伟等在这次名动一时的“莫干山会议”上展开讨论。其间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作了精彩发言，此后，“先改后调，改中有调、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正式作为一项经济政策诞生。
1985年1月，国务院发出17号文件，把20%的限制取消了：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样，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远高于计划价格。于是“官倒”出现了。名义上一些官办公司是“独立核算”，实际这些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多由实权人物担任。“官倒”又成了滋生腐败的源头。
三、价格闯关
1979年至1988年的八年中，群众得出一个公式：价格改革等于涨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几十年不变的价格放开之后，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特别是老百姓一天也离不开的副食品，价格涨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1988年1月1日，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李鹏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提出的当年首先要认真抓好的三件大事中，第一件就是稳定经济和深化改革。国务院开会分析经济形势，几个综合部门都认为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6%已不可能，如果所有涨价因素都出台，物价上涨要达到12%。
理论界也就此进行了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桥、马宾、吴敬琏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均认为，通胀已成当前经济的“最大敌人”，必须着手治理。而厉以宁及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
当时，陈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看法：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从微观上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果国家不补贴，就必须提高工资。究竟哪种办法好？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
1988年4月，全国七届人大召开。赵ZY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李鹏出任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会议期间，李鹏到邓小平那里汇报会议情况。邓小平问，“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
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讲主要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讲，“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
4月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四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过去，国家财政补贴给商业部门，现在补给居民，同时把价格放开。结果，猪肉价格上涨了50%-60%，鲜菜价格上涨了31.7%。
5月19日，中央制定了物价改革方案，宣布用5年时间把物价放开。为此，国务院建立了物价委员会。新华社向全国发表通电称，“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
同一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代表团时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这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交谈中，有人应和说：“这叫做长痛不如短痛。”
邓小平说：“你说得对，长痛不如短痛。”
5月25日至27日，时任总书记赵ZY召集中央10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的两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吴敬琏，认为应当先治理经济环境，再进行价格改革，于是，两位学者与领导之间发生激烈的辩论，以至于争得脸红脖子粗，10多位部长们在一旁面面相觑。
争论的结果是，立即“闯关”的决策最终敲定。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然而，价格改革很快引起全社会一片恐慌。
2、抢购风潮
1988年春节过后，各种涨价的小道消息就在坊间流传。人们开始“抢”东西。许多人半夜三更就去排队。早上8点半开门，10点多东西都全卖光了。特别是火柴、肥皂，100盒100盒地买，几乎从仓库出来，还没上架，就断档了。
7月28日，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的市场价格放开，全国各大中城市百货公司和烟酒门市出现了抢购风潮。北京、天津、上海的商店在开市后的几个小时内，准备供应一天的烟酒全部被抢购一空。
8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了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上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价格“闯关”正式启动。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天还没亮，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来到商店门口排队。生产厂家将产品运到商店，不等摆上柜台，就被装到车上拉走。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
当时全国有200多家电扇厂，年产量达3400万台，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两年前开始国内产销就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电扇积压非常严重，但是在抢购风中，国内仓库里的所有电扇均被一抢而空。
在普通老百姓参与抢购之前，商人们已经开始了囤积居奇，当时流行的囤积物品包括钢材、水泥等基建物资和彩电、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一些开始有钱的中产者把存款从银行提出来，走后门去换成彩电、冰箱，给每个子女先囤积一台以备将来婚嫁用。银行为了吸引群众存款，纷纷推出有奖储蓄，头奖一律为彩电、冰箱。但这些都阻止不了抢购潮的发生。
29日至31日，因物价未全面上涨，抢购风才自然平息。中央开始大幅提高银行存款利率，迅速控制了物价。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
赵总在讲话中说：“看来，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于是，社会上开始出现“无产阶段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段子。
四、粮票谢幕
1988年，物价闯关之年，深圳粮价放开，一度引发全国震动，告状信寄到中南海。原来1斤食油1块钱，市场价马上飙升到两三块。1992年4月1日，广东实行“收购、价格、调拨计划”三项全放开。当年10月十四大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
1993年3月3月29日，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正式写进国家《宪法》。从5月1日起，除了北京外，各地陆续开始放开粮价。粮票终于完成其长达38年的历史使命悄然谢幕。
与粮价同时放开的是曾经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粮票的取消事实上为农民的流动提供了方便。
在那个年代，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
而在长达40年的历史中，农民没有“粮食关系”，没有粮票到了城市等同于没法吃饭。1993年，不再受制于“粮食关系”的百万农民工登上列车去到南方，沿海地区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工地，民工潮成为迁徙奇观。
这一年，春节来得格外早，1月23日便是农历癸酉年春节。伴随春节到来，春运客流空前集中，全国铁路春运旅客发送量达到2000万人次。1月2日到达北京的164次车上，车厢里从厕所到行李架上全是人。车到郑州，车厢大梁上的弹簧全被压扁，最后不得不从每节车厢拉下来70多人。
在此前的一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流行歌曲飘荡在每一条大街小巷，“先生”和“小姐”的称呼在消失近半个世纪后重新回到生活中；高速公路开始出现在一些大城市间，距离正变得越来越短。人们谈论更多的已不是粮票布票，取而代之的是烫手的股票。
股市行情令人心惊肉跳，与此同时，全民“下海”经商热悄悄地席卷了全国，当时在北方甚至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以至于经济形势在接续1992年的兴奋时出现了通货膨胀。
到 1993年岁末，不少市民发现粮价在直线上升。让农民感受更深的是“打白条”，收购季节，地方政府却因资金拮据掏不出钱来。国家统计局1993年公报显示，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1829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50.6%.。这其中，大量政策性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被转移或拆借。
这一年，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银行开始把发放出去的贷款收回来。到7月底，拆借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启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 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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