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惊鸿
刚进学校读书时，启蒙老师用我们摘桐子捡棉花的钱为班上订了一套画册子，一个月出一本，名叫《红领巾》，每期0.12元，这就是我接触的第一本期刊。
由于我学习努力，每月的《红领巾》到了就由我保管，我想拿给谁看就给谁看。《红领巾》图文并茂，里面刊登的连环画《少年彭德怀》我至今都记得。半年后，我的启蒙老师随丈夫远调攀枝花市，至今仍未蒙面。
小二时，新来的老师发动我们自己订刊，每个学生投钱，一个小组订一本，我们陆陆续续接触到了《故事会》，0.18元每本，《少年文艺》，0.25元每本，《儿童文学》，0.30元每本，每个小组交换看。
当时最吸引人的是《故事会》，里面许多故事至今还记忆犹新，如《陈老总三挫黑田大佐》，《关公戴高帽》等等，所以它能成为一代名刊，畅销几十年，影响几代人，虽然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市场化运作，但《故事会》可以说是最早走市场化道路的期刊。
小三时，我们就必须自己订刊了，一个班可订10几本不同的期刊交换看，《民间文学》、《山海经》、《作文》、《作文通讯》，条件好的还订《大众电影》等。
不过有点搞笑的是，语文老师还要求我们订阅《奔流》、《人民文学》、《小说选刊》等纯文学杂志，其实我们看都看不懂，交给他享用了。不过那个年代，他让我们读小学时就晓得什么叫纯文学，什么叫通俗文学，也是一大贡献。
那时候，一部《霍元甲》、《陈真》不仅催热了武侠小学，同时也让一本《武林》杂志炙声名鹊起，发行量一度高达80多万份。
《今古传奇》也成了武侠小说专集，如聂云岚编著的《玉娇龙》就是在《今古传奇》上连载的，星期天骑在牛背上就看这个。
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的盛世，诗的盛世，大有要去摘诺奖的豪情，接触的期刊必须是《当代》、《收获》、《花城》、《十月》、《人民文学》、《现代作家》，《诗刊》、《星星诗刊》。
我接触得最多的是《现代作家》（《四川文学》曾用名）、《青年作家》和《星星诗刊》，偶尔也看《剑南文学》，其实那时的《剑南文学》发的通俗小说还蛮讨人喜欢，一篇《桃花村的娘们》让学校的文青们津津乐道。
那时的我总是抱着十万字以上的小说猛攻《现代作家》，一心想一鸣惊人，终于收到了编辑的一封退稿信，也成了在同学们面前炫耀的本钱。90年代初，在《青年作家》上发了个2000多字的小稿子，稿费都没收到。
那些年，成都面向学生的期刊办得不错，成都盐道街3号这个地址很有名。那时候，青年刊物开始抬头，《辽宁青年》深受同学们喜欢。
90年代初，《辽宁青年》的成功让各省市的共青团眼热，都去拿刊号办青年杂志，《黄金时代》、《金色年华》、《时代青年》、《青年时代》、《涉世之初》、《当代青年》、《风流一代》、《深圳青年》等等，林林总总共有20多家，反而让老大哥《中国青年》没落得不成样子。
借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青年》很快取代《辽宁青年》成为王者，稿费开到千字500元。
那时候在广东，出了一本《少男少女》风靡南粤，少男从左看，少女从右看，《少男少女》开创了双封面、内彩页杂志先河。我的工友杨怀建每期必买。与《少男少女》对应的，还有陕西的《女友》。
那时候我们在广东打工还喜欢看《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由于美国有本《读者文摘》，兰州的《读者文摘》成长起来后，马上改名为《读者》，渐渐成为中国期刊第一品牌，高峰时期月发行量上千万份，还诞生了不少子品牌。
文摘成本低，文章短平快，一些期刊创办下半月版或月末版都改成文摘。但后来真正做大做强的唯有《特别关注》，据说月发行量冲到了200万份，成为文摘刊物的第三大品牌，《可乐》、《爱你》都是《特别关注》的子品牌。
湖北的《良友》、《大家参考》，《少男少女》杂志社创办的《读友》，也是当时拿得出手的文摘刊物。
虽然后来，包括《读者》、《青年文摘》在内的林林总总的文摘刊物都不厌其烦地接二连三向我寄文摘稿费，但比起一稿多投，仍然十分不划算。
上世纪90年代，有一个社会关键词叫“打工”，有一种草根文学叫“打工文学”。那些候我还在老家左手养猪右手种地，一部电视连续剧《外来妹》就让我看得热泪飞扬。
广州一下火车，就见书摊上最前方码得最厚最高的杂志是《佛山文艺》、《江门文艺》。不仅如此，摊主还要特别提醒：佛山文艺到，江门文艺到！每本4.20元还要加5毛钱的运费。
《佛山文艺》是最早推出打工文学的杂志，《江门文艺》紧追其后，佛刊月发行量高达60万份，江刊37万份，靠自办发行，仅在广东的地盘上，而且是文学刊物，这不能说不是奇迹。
这两家杂志，前者盯准白领市场，并向纯文学靠近，将子品牌《外来工》（后改名《打工族》）推打工文学和打工生活，分走《江门文艺》的部分市场；《江门文艺》始终盯准蓝领打工者，也发少量的类似纯文学的东西。
那时候，佛刊和江刊每期的广告高达20几个P！一篇小说可拿1000多元稿费，可以抵在工厂里干上2—3个月！而且文章一发，稿费即到，《江门文艺》每年还要举办二次笔会，参会作者还有红包领。
内地不少省级大刊的社长主编都来向《佛山文艺》和《江门文艺》取经，业界称之为《佛山文艺》现象和《江门文艺》现象，两刊的主编刘宁和谢继贤那可是期刊界炙手可热的名人。
也正是《佛山文艺》和《江门文艺》的热，激发了我丢掉多年的文学梦想。我收到的第一笔稿费是《佛山文艺》的，请了10几个搬运工同事到大排档搓了一顿。我的一篇小说在《江门文艺》上发了后，收到1500多封读者来信。
那时我所在的工厂，很长一段时间，收到的信全是写给我一个人的。之后的一二年，我的稿子把广东的打工刊物都发完了，发小说，发散文，也发诗歌和故事，但别人一听到别人说“峥嵘”，第一反应就是：哦，就是《江门文艺》那个峥嵘！
好像我只能在《江门文艺》发稿似的，也好像“峥嵘”就是我本名，真名反没人知道了。《江门文艺》是我文字青春的一处重要驿站。一有空，我就到编辑部去找《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作品》、《广州文艺》看。
那时候，广东和邻近的广西的各市县都纷纷效仿《佛山文艺》和《江门文艺》，既赚发行量也赚广告费。
比较活跃的有《嘉应文学》、《珠江》、《大鹏湾》、《西江月》、《飞霞》、《湛江文学》、《西江文艺》、《侨乡文学》、《谭江文艺》、《惠州文学》等等。
不仅如此，内地许多活不下去的文学刊物，也被一些聪明的书商弄到广州去办成情感刊物、故事刊物，说白了也是盯准打工市场，如绵阳的《剑南文学》，贵州的《杉乡文学》、《花溪》，桂林的《南方文学》、海口的《椰城》、南宁的《灵水》、《三月三》、西安的《百花》等等。
2003年后，由于历史原因，打工文学刊物和青年杂志有了下滑趋势，故事类和全国各地妇联办的综合类期刊风头正旺。其实确切地说，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零零年代中期，都是中国期刊的黄金期。
这时候，期刊界行成三座大山：读者、知音家庭、故事会。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书亭摆在最显眼，数量最多的也是这三类杂志，这些刊物由月刊改半月刊再改旬刊。
“读者系”含《读者》、《青年文摘》、《特别关注》等，不是出子刊就是出红版绿版金版。《故事会》长盛不衰，除了最初的《上海故事》、《故事家》、《故事林》、《中外故事》、《故事世界》等亦步亦趋外，《今古传奇》也推出故事版，《爱人》、《女报》等情感杂志也推故事刊，以情感纪实养故事，用高稿费吸引优秀作者。
反过来，《山海经》却又推情感纪实《人生纪实》，只可惜以己之短攻人之长，《爱人》的《百姓故事》和《女报》的《新故事》办得不温不火，《山海经》的《人生纪实》也弄得不痛不痒，最终难逃停刊的命运。
其实当时，书商廖自力算是办故事杂志的奇才，纠集李玉、我、杨晓风等几个半路出家的一线写手，一个编辑编一到三本杂志，既是策划、责编、主编、校对一身兼，出最低的稿费，还把《椰城·故事王中王》、《珠海·开心故事》、《南方文学·笑话漫画大王》、《杉乡文学·聊斋大王》、《民间传奇故事》等十几本故事杂志弄得风生水起。
高峰期一本杂志可发行二三十万份。三年时间，老廖在广州珠江新城两岸拥有12套豪宅，这不能说不是传奇！
那时候，内地一些省市文联都拿着刊号南下找老廖办杂志。那时候，我们哥几个白天在办公室谈笑风生，晚上都在各自的房间里如痴如醉地敲着键盘，用文字去抢占一家又一家的期刊。
那些候，海联路21号201室这个信箱地址很有名，每天下午轮流去开信箱收稿费单是哥几个最幸福的事。
在老廖身上，我们学到了务实务实再务实，市场市场再市场，因此《广州文艺》有位老师推荐我加入广东省作协时，被我婉言拒绝了。
因此老廖后来潜心修佛后，凭着这样的做事风格，除我之外，哥几个回到各自的城市都混得非常不错。
《知音》、《家庭》是妇女类综合期刊的双峰，也是中国期刊高稿费的代表，曾造就了一批写手富翁。
我记得，读小学时我就知道广州有本《家庭》杂志，但《家庭》的成名大概是在90年代末，是继《知音》之后的高稿费最畅销杂志，曾创下世界排名第八的最好成绩。
《家庭》的头条曾经可以开到每篇二万元，优秀作者可以奖一台轿车，欲与“知音”试比高。《知音》起步比《家庭》晚很多，但发展势头比《家庭》旺。
人们一提到“千字千元”首先就想到《知音》，一说到情感纪实就说是“知音体”。
其实“千字千元”只是《知音》的底价，按现在的物价千字千元不算高了，但90年代的千字千元确实能造富翁，那时在《知音》发几篇稿子就可以买一套房啊！
高峰时期，《知音》的一篇好稿可以拿到四万元！《知音》的月发行量排到全球前五肯定也没多大水分。
情感纪实的高稿费引无数写手竞折腰，本人也不例外。我是2003年起攻占情感纪实刊物的。最初还不大会写，是弄的一些哲理美文，先在《人生与伴侣》上试水，在编辑尤雅老师的帮助下，很发了一些满世界争相转载的稿子，如《九次微笑》，《摔只杯子一千元》、《开往春天的地铁》、《与仇人握手》……，
由于转来转去稿子就变成了别人的，就必须写情感大稿和创业大稿，盯准市场需求写。以市场为导向，这对我现在弄房地产专题受益匪浅。
确切地说，为了节省成本，我不想一线采访把时间耗在写资料上面，以写软性纪实为主（既介于纪实与小说之间的文体），因此我在《知音》《家庭》上的稿子并不多。
有一篇稿子确实让我写得泪流满面，有一个编辑看得潸然泪下，边看稿子边给我打电话。
所以后来，许多人都以为我就是知音写手，只知写知音体，这与最初人们只记得我有一篇《春梦中，那株含笑乍开的朱砂梅》在《江门文艺》一样。
写情感纪实改写了我和家庭的命运。我一直坚持了多年！也是我真正靠文学养家糊口岁月。高峰期是07—12年这5年，有书摊的地方，就有我堆砌的文字，因此为家庭创造了一定的固定财富，不误青春，不辱文字！若不是近两年不小心误入房地产媒体，或许我还在坚持着。
因此特别感谢《爱人》、《女报》、《恋爱婚姻家庭》、《家庭生活指南》、《现代家庭》、《婚姻与家庭》、《打工》、《知音·海外版》、《妇女生活》、《妇女》、《家庭月末》、《前卫》、《爱情婚姻家庭》、《幸福》、《人生纪实》、《分忧》等几十家伴我走过的期刊和期刊编辑同行们。
好多杂志，月月给我发“工资”，它们中间，也不泛有“千字千元”的稿费回馈给作者。
渐渐的，由于互联网的兴起，由于国人浮躁的心态，微博、微信取代了国人传统的阅读习惯，纸媒受到了严重挑战，期刊市场受到残酷打击，街头的书摊书亭越来越少，看着一家家流行大刊渐渐远去的背影，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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