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志刚（预计阅读时间5分钟）
历时两个多月，终于断断续续的读完了吴晓波老师的浩荡、跌荡、激荡系列，一部关于中国商业发展史、关于中国企业家发展史的恢弘巨著。
从春秋管仲开始，到当下互联网经济浪潮翻涌，盖两千年以降，一场从始至终都在不断衍化不断推动中国社会持续前进的特殊行业——企业，一群自产生以来就先天带着诸多不解与嘲弄的群体——企业家，在浩繁的中国历史上，尽管从未占据主流位置，但是却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从未缺席。
这部《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以广博的历史视角，俯瞰整个中国发展史上商业的从无到有、渐次变更，以及从出生的那一刻就与政治天然的纠缠，让我们从最初的农耕民族朴素的手工业作坊中，看到了中国企业逐渐成长为一个可以定义的现象和阶层。
中国企业的发展，到了明朝，可以视为是一个分水岭。尽管历朝历代，从来都对商业不置可否，时而以政治的附庸存在，时而以政治的牺牲了结。但是直至明朝，商业或者说那是的商业从业者，开始在儒家文化的压制下，逐渐找到了一丝可以被证明的意识形态上的曙光。这从王阳明对那时的商贾评论中就可以看到一丝变化，而且自宋朝以来，就开始有巨富之家邀请当世之儒学名流，为其作古之人撰写碑文。
然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发展传统，尽管产生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但是过于强势的封建中央集团统治意识，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就始终防范着商业的过度繁荣。
有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自春秋以来，呈下降趋势的。据统计数字显示，城市化率最高的时候是春秋战国时，高达20％，最低的时候是清朝，低至不足6％，次低的时候就是1956年，不足8％。就是汉唐盛世时，依然只是接近顶峰时的20％而已。
所以，从这一组城市化进程覆盖率的数字，或许就可以窥见中国商业形态发展的几近挫折与徘徊之路。在西方近代化进程发展的同时，特别是欧美开始进入工业化初期，中国已然已经被掩埋在延续了千年的文明与繁荣中，对自家外面世界的惊天变化显然毫无所知。
同样也是在明末清初，东西方世界延续了近千年的天平开始了悄无声息的倾斜。但是历史依旧给予了中国近一百年的假象，最终，我们为这个百年假象付出了难以计数的代价。甚至此刻，当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完全跳出当年那场灾难，依旧在为历史偿还债务。
从这一系列的从书中，我们得以窥见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在中国历史演化过程中的角色更迭。所有抛开历史环境的评述，显然都是有失公允的。所以我们在讨论和评断中国企业这两千年的发展时，并不只是为了探寻一种业态的生长发展状态，更是试图从这场漫长的进化中，找出一丝可以探照明日的光。
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我就有过论述，中国企业已经从旧有的追赶者角色身份，转换为了一个探寻者。不知不觉，我们自己居然走到了一片荒原中，举目四望，在蒙眼狂奔的时候，我们早已将那些曾经挡在我们面前的引领者，远远的抛在了身后。在窃喜的同时，却陷入了另一场迷惘，那就是自此之后，我们脚下的每一步，都要自己探寻深浅，眼前的每一条路，都要自己决定方向。
纵观《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中国商业的从无到有，从繁荣到盘剥，从凋落到夹缝中生存，又何尝不是一次次的自我开荒、兀自探寻呢。所以，中国企业的基因，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在黑暗中开出别样的艳丽花朵，只不过等到花丛锦簇时，我们才会后知后觉。
历史，就这样在无声中演绎出一场默剧，只是隔着时间的屏幕，我们依旧可以听见呐喊、呼号、欣喜、生长，无论是盛世太平，还是铁蹄铮铮。
每一次政权更迭，中国商业都要遭受一次洗礼，然而又会以决绝的姿态迅速爆发式突围。反而是每当一场太平持久到七八十年的时候，中国商业就会无端的被推上历史舞台的中央，以无比滑稽但残忍的局面开场，然后就是一场无人可以反抗的惨淡收局、无声蛰伏、再次生长。
似乎，中国的每一个阶层都遭受过难以想象的劫难。或许，这就是中国漫长历史发展的必然遭遇，毕竟时间之线太过延长，以至于所有的欣喜与悲欢都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被无形的放大和贮藏，中国企业亦然。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场绵延千年的浪潮中，中国企业尽管从未占据过潮头，但是却从未缺席，而且，每一次历史更迭、潮流涌动时，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们，都以自己独有的姿态，一点点镌刻着这个时代特有的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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