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说，在某种意义上美德即知识，而且美德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习得，由此人们也会追求正当的行为，并获得幸福。
柏拉图把正当的知识看作是关于善的理念的知识。要获得对理念的知识需要具备良好的理智能力和训练培养。因此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对理念的充足洞见，也就无法靠自己主动地去拥有美德和过幸福的善的生活。结果，必然是那些能洞见理念并且有德性的少数人引导其他大多数人走上正确之路。
对人们知善能力的这种怀疑，使柏拉图认为人民不能自我领导，必须由“专家”执政并确保团结和忠诚。
概要地说，柏拉图认为在一个健康的城邦中，权力应该掌握在胜任者手中，不是掌握在人民手中，或是无能和不公正的专制统治者手中。通过建立一个普遍的教育体系，使每个人有同等学习的机会和在城邦中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就能实现这个理想。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教育属国家管辖之事，所有儿童，不管他们的出身和性别，在10岁到20岁都接受相同教育，主要科目是体操、音乐和宗教。对年轻人来说，学习的目标是有一个强壮和协调性好的身体，对美的鉴赏力和具有服从、自我牺牲和忠诚的素养。到他们20岁时，挑选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学习其他科目（特别是数学），一直学到30岁。然后再次进行挑选，让其中最优秀者再学习5年哲学，直到35岁。然后让他们在世间学习管理实际事务，学15年时间。在他们50岁时——经过40年的完整学习、训练和经验后——这些精心挑选的最优秀者就成为国家的领袖。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对善的理念、对事实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洞见，具有绝对有能力和美德，要授予统治社会其他人的权力。
那些不断背淘汰下来的人呢？在第一次选拔中淘汰下来的人成为工匠、体力劳动者和商人。第二次选拔中淘汰下来的人成为管理者和士兵。因此，从教育体系中产生出三个社会阶级。第一个阶级是统治者，他们有能力和权威，第二个阶级是参与管理和军事防御的人，第三个阶级是生产社会所需产品的人：（1）统治者，（2）管理者/士兵，（3）生产者。这里假设了人是不同的。教育体系的功能是仔细区分不同种类的人，并将其置于社会中属于他们的位置上。柏拉图隐喻地说，一些人是金子做的，一些是银子做的，还有些人是铁和铜做的。
同时，柏拉图认为人的天赋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政治领导者。他认为国家的教育和培养能保证每个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社会中发挥他们最能胜任的职能。有智慧天赋的人统治国家、勇敢的人保卫国家、节制的人生产食物和其他社会所需物品。当每个人都从事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并且所有社会职能都能得到最好发挥时，社会就是合乎正义的：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和谐相处，就产生了正义的美德。
一个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满足相互需要的社会：智慧者思考，勇敢者防御，节制者生产。既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能力（美德）和不同的社会职能，那就互为补充，每个人都参与提供自然需要物，柏拉图认为这些需要物是城邦自然所需。在一个良好社会中，每个人从事着他最胜任的工作，这意味高等工作和高等能力相符，中等工作和中等能力相符。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差别是以禀赋差别为基础的。对柏拉图来说，社会差别既以道德为依据，也以能力为依据。各阶级间和他们职能之间的和谐相处，是正义国家的特点。
到此柏拉图已绘就了他的模型：一个权力和能力相一致的理想社会。
柏拉图把经济学看作一个政治问题：物品的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的悬殊，会威胁社会的稳定。此外，享有经济利益的政治家的行为会违背共同利益。柏拉图认为应该用各种方式来维持城邦；如：胜任的统治者（通过教育方式），对共同体的忠诚（通过取消私人财产或统治者家庭的方式），自足（通过人口和领土保持平衡的方式）和防御力量。
柏拉图认为整个政治哲学的目标终究是让每个人都得到成长——按照他所诠释的那种方式——也就是说，在一个由职业分工和社会阶级组成的城邦中，每个人与同伴稳定和谐地相处，过着善的生活。
但是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和《政治篇》中，更多考虑了实现理想所遇到的困难。这时他提倡“次优国家”。他允许每个人拥有私人财产和过家庭生活的权利。他允许社会受法律的治理。他还说，最好的方案，也就是最好的政体，是君主制（能者管理）和民主制（公众管理）的结合。
柏拉图提倡广泛的男女平等。对柏拉图来说，这些权利是与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人类首先是精神存在物，但也是理智和政治的存在物。在柏拉图的人类观中，生物的东西并不占中心地位。因此，他不赞同根据生理差别来划分劳动和阶级。
柏拉图要全面实行公共生活，实际上取消私人生活。没有私人财产，没有一夫一妻的关系，也没有父母与子女的亲情关系。一切都是公共和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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