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的宝顶山和冷清的北山是两个世界。
围绕着宝顶山，已经建成了“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博览园”。离着景点很远很远的游客中心，大片空置的仿古商业街，游人从门口到景点不得不乘坐观光车——似乎已成了国内各大景区的通用套路，让人多有怨言。
好在早晨下起点小雨，空气清新得就跟刚刚滤过一样，甩甩火腿也是件蛮惬意的事。
宝顶山是汉传佛教密宗的大型石窟道场，营建于南宋时期。
中国佛教密宗兴盛于唐开元年间，后因唐武宗灭佛，在中原地区逐渐销声匿迹。唐末，柳本尊在四川地区自创密宗金刚界瑜伽部，号称“唐瑜伽部主总持王”。这就是川密，又称“柳教”。
传至南宋中期，大足僧人赵智凤自称“六代祖师传密印”，四方募化营造石窟，历时70余年，在宝顶山凿刻佛像上万尊。
令人咋舌的修行和规劝
柳本尊的修行方法令人咋舌。他用火灼烧左手食指（是为“炼指”），在峨眉山顶大雪中站一昼夜（是为“立雪”），以至“炼踝”、“剜眼”、“割耳”、“炼心”、“炼顶”、“舍臂”、“炼阴”、“炼膝”。
所谓“十炼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记录了柳本尊如何通过自残来炒作。对着这幅残忍组图，我实在欣赏无能。
川密教导人向善，多用恐吓的手段。各类恶行分别对应着地狱里的一种刑罚，一桩一桩刻出来，对普罗大众而言还是很有震慑力的。
在他们的逻辑里，养鸡女也是要下地狱的，因为养来的鸡是给人吃的。
《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描绘的是释迦牟尼前世和今生修行、行孝的故事。
佛教汉化后，儒教的“孝文化”浸润其中，彼此印证，教化于民。可是，这种教化渐渐渐渐就过了头，显露出血腥、残酷、非人的一面。
譬如，故事中的侍疾、抬棺是理所应当，但割肉、剜眼、出髓以奉父母就只能令观者皱眉了。
《报恩经》并不是从印度梵语翻译来的经典，而是由汉地僧人截取、增删、改写而成的。那些加进去的东西，就是儒教卫道者所提倡的，也是古来昏昏然的孝子贤孙们以肉身践行了的。翻一翻史书，不难见着割股疗亲、杀子奉亲的真人真事。
难怪鲁迅借狂人的口说，中国人的书字里行间写满了“吃人”二字。我儿时理解得不深，误以为“吃人”只是修辞手法罢了。原来不是，还有真吃，啖肉饮血地吃。
像蔡元培这样的人物，年少时也曾割左臂上的一片肉给母亲做药引子。这段愚昧反智的黑历史，怕是他后来再也不愿提及了吧。
走到这儿，我开始有些失望：这些造像虽然规模宏大，但缺少生命力。除了养鸡女还有点活泼的趣味之外，其他人物都被压抑着、恐吓着，仿佛来人世间一遭不是为了报恩、就是为了赎罪。
这样的造像，很难说得上有什么美感。
我想，即使申了世遗，也不用对其中的糟粕讳莫如深、闭口不提。说几句实话，没那么要紧。
动人心弦的艺术精品
幸而，宝顶山远不止上述那些东西。
走到《释迦佛涅槃图》前，我刚刚那一点失望烟消云散了。
佛涅槃了，究竟是应该欢喜还是悲伤？声闻、菩萨等一众弟子悲欣交集的矛盾情绪，在工匠们细腻婉转的雕刻下流露出来。
他们一个个面露悲戚，却又肃穆庄严，哀而不伤。那一刻凝重的气息，仿佛存留至今。
而更热闹、也更吸引人眼球的，是不远处重新修复开放的千手观音像。在灯光的照射下，她显得金碧辉煌、摄人心魄。
富有人间味的，是《牧牛图》。
两位牧人攀着肩，开怀大笑。
牛儿伸头饮水，牧人在树荫下袒胸酣睡，连小猴子调皮搅扰也浑然不觉。
《牧牛图》是以驯服牛比喻修养心性，这是禅宗的“自悟”之法。不过，即使不理会这些，单纯欣赏这一派山野牧歌，也很美。
构思精巧的圆觉洞
构思最精巧的莫过于圆觉洞。这座全靠人工凿成（不是天然洞穴）的石窟里，雕刻着三身佛和十二圆觉菩萨。十二菩萨的化身长跪佛前，向佛问法。
工匠们在洞窟上方开凿天窗，光线射入洞内，正好落在长跪的合掌菩萨身上，散射于佛和十二圆觉菩萨，烘托出佛国缥缈之境。佛前的供桌看似木头，其实也是石头雕刻而成。
靠山的石壁上刻着卧龙，是窟顶的排水渠道。水从龙口流出，落在一托钵老僧的钵内，发出滴答之声。老僧的手臂是中空的，引水流向地面的沟渠，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
这种巧妙的设计，既避免了流水经年累月对石窟造像的侵蚀，又增添了幻境般的音响效果，使闻者内心平静、万念俱寂。
在这个人工洞窟里，工匠们用高超的智慧、娴熟的技艺和辛苦的劳作，把自己内心的佛国化为真实。
除了赞叹于信仰的力量，我想，每个人的人生追求都不外乎此吧：即把内心的完美境界在现实世界中建成——开凿石窟也好，营造园林也好，收藏文物也好，开办学校也好，如此等等。
欣赏完了宝顶山石刻，不要错过大足石刻博物馆。新建成的博物馆陈列着许多珍贵文物，也运用科技手段讲述佛教东渐的历史，回溯石刻造像艺术的流转。
在这里，可以了解世界各大佛教石窟；可以了解造像修复技术的科普知识；还可以了解最早研究大足石刻的清末县令张澍和最早向世界介绍大足石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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