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但凡做了都城，总会增添几分气象。譬如西安，譬如南京，又譬如重庆。
这气象不是说有过多少馆阁楼台、官府衙门，而是：一时间方方面面的人物，都挤挤挨挨地汇聚在这里，自然而然就生产出传奇。
作为“战时首都”、“永久陪都”的重庆，在八年的时间里，成为了整个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北碚小镇，更是当时文化人的聚居之地。
老舍和梁实秋的相会，就在这里。
老舍的多鼠斋
抗战爆发后，老舍独自南下抗日，妻儿则由济南返回北平。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老舍高票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即“文协”的掌门人，相当于今天的作协主席）。8月，形势危急，他与“文协”一起从武汉撤退到重庆。
老舍在重庆搬了几次家。他在青年会的住房被日军飞机炸毁了，幸而他本人没有遇险。
1943年，夫人胡絜青带着孩子逃出北平，辗转来到重庆。一家人团聚，定居在北碚蔡锷路24号（现天生新村61号）的小楼里。
这幢小楼原本是林语堂购置的住宅。1940年，林语堂赴美，将这所房子赠与“文协”北碚分会。
由于这房子鼠患严重，老舍搬来后，给它取名为“多鼠斋”。他在这里写《多鼠斋杂谈》，其中一篇以幽默的口吻写道：
“多鼠斋的老鼠并不见得比别家的更多，不过也不比别处的少就是了。前些天，柳条包内，棉袍之上，毛衣之下，又生了一窝。
“花了二百六十元买了只很小很丑的小猫来。我很不放心。单从身长与体重说，厨房中的老一辈的老鼠会一日咬两只这样的小猫的。我们用麻绳把咪咪拴好，不光是怕它跑了，而是怕它不留神碰上老鼠。”
老舍住在多鼠斋一间朝西开窗的屋子里。重庆的夏季酷热难捱，在此伏案工作，仿佛是在烤肉煎饼。老舍说，西面的墙壁简直可以烤熟面包。
就在这里，他开始提笔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老舍一直想写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但苦于没有在沦陷区生活的亲身经验，担心下笔无神。夫人胡絜青的到来，给他送来了这部小说。
他听夫人详述沦陷区的种种惨痛情形，有了充足的素材，就开始奋笔疾书，将汩汩血泪统统化作文字。1946年离开重庆时，他已经完成了《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和《偷生》。
今日，这座故居也因此被命名为“四世同堂纪念馆”。
1948年，老舍在美国讲学期间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他与人合作，将全书节译为英文，以《黄色风暴》为名在美出版。
梁实秋的雅舍
梁实秋的雅舍，距老舍的多鼠斋仅仅五分钟的步程。
抗战爆发前，梁实秋在北京大学任教。1937年，北平沦陷。梁实秋离别妻儿，辗转长沙、香港、武汉，1938年来到重庆，服务于国立编译馆和教育部中小学教科书编委会。
1939年，在离国立编译馆不远的小山腰上，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购一所六开间的简易房子。为了便于邮差送信，就商量着在龚女士的芳名中取一个“雅”字，把这处居所命名为“雅舍”。
寓居在这里七年，梁实秋写了一系列散文，合起来取名为《雅舍小品》。这些散文记录了他在这座连起码的砖墙也没有的“陋室”里苦中作乐的生活，因轻松诙谐的笔调、豁达从容的态度，而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名篇。
比如，同样是说鼠患，梁实秋的幽默也是不遑多让：
“‘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相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有法子’？”
这本散文集前后印了300多版，创下中国散文著作发行的纪录。
80年过去，原来偏居郊外、连门牌号都没有的雅舍，已经被城市悄悄包围。
修复一新的院子成了梁实秋纪念馆（曾几何时，作为“反动文人”的故居，这里一度湮没不闻。上世纪90年代才再度寻访、鉴别、确定地址、修复重建）。
六开间的房子里，全是关于梁实秋生平和创作的展览。
房子修得堂堂皇皇，已看不出梁实秋笔下的雅舍，那地面倾斜、风雨穿堂的样子了。
预示命运的笔战
老舍和梁实秋，同为老北京，但之前从未谋过面。来到重庆之后，他们尚未碰面，就先笔战了一回。
1938年，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发文征稿，声称：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掌门人，老舍自然要回击：
“值此民族生死关头，文艺者之天职在为真理而争辩，在为激发士气民气而写作，以共同争取最后胜利。文艺者宜首先自问有否拥护抗战之热诚，与有否以文艺尽力抗战宣传之忠诚表现，以自策自励。”
梁实秋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在和鲁迅的论战中他就曾经指出：文学是表现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无产文学理论家把文学当作宣传品、当作斗争的武器，“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这话在今天听来是很高妙、很前瞻的。就像阎连科把为某个政治主题而服务的文学，称为“控构现实主义”，认为它是现实主义小说里最劣的一等。
民族危亡之际，梁实秋和老舍都欢迎关于抗战的文学，也都在自己的创作中追求真实。这是他们能够成为朋友的基础。
但是，对于宣传式的、八股式的劣质抗战文学，梁实秋本能地感到反感，老舍则认为有必要为时局而妥协。
这种观点的分野，预示着二人未来不同的命运。
梁实秋终生把文学当作艺术。
而老舍，则在作为艺术的文学和作为武器的文学之间，徘徊，摇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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