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山、张自忠和舆论的漩涡

重庆北碚的梅花山，是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的墓园。

1940年5月16日，时任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在湖北宜城南瓜店壮烈殉国。当日深夜，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率队夜袭陈家集，在与日军的激战中趁乱抢回了张将军的遗体。

遗体经宜昌换船运往重庆。5月28日，蒋介石率国民党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码头迎灵，并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

1940年11月16日，张自忠将军“权厝”下葬于重庆北碚雨台山。他的老上司冯玉祥为墓园题字，并更名为“梅花山”，取抗清名将史可法葬扬州梅花岭之意。

所谓“权厝”下葬，意思是待抗战胜利之后，再移灵南京，举行国葬。然而，抗战胜利后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政府败走台湾。梅花山也就成了张自忠将军永久安眠之地。

77年过去了。这里已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张自忠烈士陵园”。园中建起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用文字、图片和遗物，讲述着张自忠一生的事迹。

张自忠原属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兵败下野，西北军残部被整编为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

1933年长城抗战中，张自忠与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一起，组织大刀队夜袭日军，取得了喜峰口大捷（亲率大刀队的，是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著名的《大刀进行曲》，最初就是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的。

蒋介石把主要精力放在“剿共”上，日军趁机在华北挑起多次事件，迫使国民政府于1935年签订了《何梅协定》。根据协定，中央军、东北军撤出平津和河北。日军企图在华北建立亲日的傀儡政权。

当此之时，宋哲元率二十九军开进北平，造成占据北平的既成事实。蒋介石于是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自忠也由此开始了他短暂的政坛生涯，历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

从政期间，张自忠不得不按捺住军人的血气方刚，与日本大使、领事、驻屯军将领等往来周旋。政治的复杂与无奈，让他深感痛苦。

为避免和日方正面冲突，尽量延长华北的稳定时间，1937年4月，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出访日本。此事引发舆论种种猜测。尤其在日本方面大肆宣传和渲染下，外间纷纷怀疑张自忠与日方秘密交涉，出卖国家利益。《武汉日报》等媒体甚至不负责任地刊登了这些未经核实的消息。

张自忠，这个喜峰口之战的抗日功臣，竟被扣上了一顶“亲日派”的帽子。个中冤枉、委屈、苦楚，只有他本人才知道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明显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可这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的智慧。

当时日本在华北制造的大小事件层出不穷，没有人知道：此次事件和以往数次有何不同？日方此次挑衅究竟用意何在？通过交涉有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南京方面对开战抱什么态度？

在形势未明的情况下，张自忠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此时，宋哲元对形势也产生了误判，认为日本目前还不至于发动全面战争，应当通过交涉就地解决。（这其中或许也包含了宋哲元的私心：非嫡系的二十九军离开了平津，若不见容于中央，又该何去何从呢？）

7月底，在了解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和日本后续源源不断增兵之后，宋哲元、张自忠转变态度，部署开战。但战机已逝，为时已晚。日本增兵至数万，二十九军奋力抗击却陷入被动，佟麟阁、赵登禹两员大将阵亡。

情势危急，宋哲元决定撤离北平，留下张自忠和敌人暂时周旋，尽量争取时间。张自忠深知舆论对他误解已深，不愿留平引致更大误会，但为保全二十九军和国家民族利益，他最终还是接受了任命。临别之际，他对副军长秦德纯说：

“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果不其然。张自忠留平，一时舆论哗然。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文章，痛斥他“通敌卖国”，讽刺他“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云云。

张自忠在北平与日周旋，安置伤员、军属。不料独立三十九旅倒戈叛变，让他感到再留也难有作为。突围出城失败后，他登报辞去一切代理职务，藏身于城内。

9月，在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帮助下，张自忠终于脱险，逃出北平。他秘密进入天津租界，与家人作了最后的诀别，随即南下以竟抗日之志。

当时舆论汹汹，朋友担心他到南京将受军法审判，为了劝阻他，递给他一张纸条。他打开一看，原来是白居易的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但张自忠毅然决然地南下了。不如此，怎么能有率部抗日的机会呢？

从山东到南京，秦德纯为防不测，特意把张自忠安排在三等车厢。车经徐州，果然有青年学生要求上车搜查“汉奸”张自忠。如果不是秦提早安排，张自忠即使不遭暴力殴打，也躲不过一场当面羞辱啊。

在百般冤枉、百口莫辩之下，张自忠早有死志。

他对来接他的弟弟张自明说：

“你回家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同你嫂子商量处理，不要问我了。”

他在给部下的信中说：

“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接到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他说：

“委座这样宽宏大德，我只有战死才能报答。”

回军之后，他对下属军官们说：

“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部署作战计划时，他说：

“我现在有过，无论谁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不能打败仗！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刷干净！”

他在家信里说：

“吾一日不死，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

在勉励各师团军官的信中，他说：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重伤之时，他说：

“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

日军破译我军电报密码，掌握我军部署，洞悉张自忠部位置，可以说是一个偶然。但是，从临沂，到田家集，再到南瓜店，张自忠一直就抱着必死的决心。

他要以死明志。

回顾他的一生，让人慨叹唏嘘：他是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战死的？还是在舆论的漩涡之中溺毙的？

在他死后，记者、文人以至普罗大众，无不赞美他、歌颂他，穷尽各种词藻——全然忘了当初是怎么骂他的了。

到今天，我们仍然时时搅动着舆论的漩涡。

但在用力搅动漩涡之时，别忘了：我们对那个漩涡中人，其实所知甚少。

就像当时之人，并不真正了解张自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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