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一些时间终于看完了孔飞力先生所著的《叫魂》一书，在接触这本书之前从未听说这样这位历史学家，在读这本书期间无意之中听说了这位历史研究者于今年去世的消息，当时并没什么感觉，直到读完这本书似乎才回味出什么，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看来，似乎有写点东西的必要了。”
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感觉便是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全书带有几分悬疑色彩、环环紧扣、层层递进，从简单事件出发，进而牵扯出时代背景，衍生上至一国之君；下到黎民百姓对待这一事件的态度；还有夹杂皇帝与百姓中间的官员；以及整件事件的“牺牲品”非主流人群（乞丐、和尚）……不同阶层、不同人物对待“叫魂”这一事件所展示出来的芸芸众生相描写的入目三分，仅仅有条，读后不得不钦佩孔飞力教授对古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研究的透析之深，当然同样佩服这本书的译者陈兼、刘昶（chǎng）两位历史学家的翻译功底，用词精准不失美感，故事的链接十分流畅，一气呵成，读起来不会让读者感到晦涩乏味。
一． 事件分析——“蝴蝶”带来的大恐慌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一个名叫洛伦兹的气象学家在解释空气系统理论时说，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翅膀偶尔振动，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便是著名的“蝴蝶效应”而孔飞力的《叫魂》所描写的便是与这一效应有观的一件事。
从古时起，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存在一些各式各样的“妖术”流传于民间，特别是关于人“灵魂”的重要性，在古代中国认为“魂”与“魄”是分开的，而“魂”是附在人躯体上作为主宰的灵体，一旦“离开”身体后果不堪设想，“叫魂”则指的是流传在中国民间的一种妖术，据说一些懂得“妖术”的人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摄取他人的灵魂，从而达到操纵他人，为自身服务的效果。早在战国时期在屈原的《楚辞.招魂》中便有提到“叫魂”的方法——巫师通过呼喊“魂兮归来”，招回离散的“魂”……而本书中提到的“叫魂”特指通过剪人发辫来摄取灵魂，在“长辫子”为标志的大清王朝，这一案件的发生对整个王朝可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事件”，它的发生激起了统治者最为敏感的神经，关乎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臣服”，是征服者权威的象征……即使是到了现代社会，我们也无法对一些超自然的事件进行解释，何况是封建时代的大清王朝，于是一场上到皇帝下到百姓的大恐慌爆发开来……
该书描述了一个如同“蝴蝶效应”般的故事，在乾隆33年也就是1768年，一种名叫“叫魂”的妖术突然如瘟疫一般由山东发现直至在全国蔓延开来，一切或真或假的信息将妖术来源的矛头直指“江南地区”——清朝皇帝心中的“敏感地带”，前前后后将近10个月以皇帝、百姓、官员三种不同阶层的人对这一事件做出了各自的反映：弘历谨慎而着急的督促、百姓对外来者的不安与暴力、官员们对皇帝心思的揣摩与制造“假案错案”……随着皇帝的下旨宣告，一切“闹剧”戛然而止，如同加缪笔下的《鼠疫》突然发生突然消失，不同的是小说中的“奥兰”小镇的的确确爆发了鼠疫，而“叫魂”案更多的则是建立在三个不同阶层“幻想”上的大癫狂。
在本书中这只“蝴蝶”扇动着翅膀在我们的大清王朝掀起了一场“龙卷风”。
二.背景分析——镀金时代的矛盾
从以前所了解到的历史知识中，“康乾盛世”是一个可以与“贞观之治”相提名的时期。然而书中所描写的这一时期是什么样呢？
作者在书中用了这样一个词汇来描述它——“镀金时代”：经济繁荣发展,特别是手工业一片繁盛，而且劳动力也得到了解放，货币资金也在大量流动各项指标都展示出一个王朝的非凡实力，然而正如英国作家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眼中的“康乾盛世”也存在着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人口的激增导致的物价飞涨，虽然也有白银的大量流入来缓解人口压力，但对于许多普通百姓来说温饱也成为一大难题；而经济发展态势一片叫好的真相是经济区域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而其相邻的周边地区却是穷愁潦倒，由于地理环境本身的劣势，这些地区注定无法参与商品经济，贫富差距甚大；迫于生计原因，不少百姓不得不背景离乡、四处流浪，沦为乞丐或者和尚等社会边缘人群，人口的流动特别是“非主流人群”的流动，又为社会埋下了安全隐患，也为“叫魂”事件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而除此之外我们需要了解的一大背景还有——大清王朝，一个建立于外族统治者手下王朝，其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人口是汉族，“叫魂”案之所以可以触及统治者的敏感神经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对人民企图推翻其政权的恐惧，“辫子”是被统治者向统治者屈服的标志，使一国之君不由自主的将“剪辫叫魂”与威胁统治联想起来，清朝统治者一方面为了加强统治不得不汉化，另一方面又在抵制着汉化，以保其权威地位。同时官僚集团也是一个深水井，贪污腐败、权权相互、欺上瞒下……清朝皇帝视江南地区为士大夫腐化的深渊，深怕满族官僚沾染这种习气，然而“叫魂”事件爆发的主谋直指江南的地区，这便更加使皇帝愤怒，于是借助“叫魂”案皇帝也展开了对南方官僚士大夫的大清洗，借以“政治罪”来加强君权控制官僚体制……还需注意的一点是我国古代法律体系的缺陷，以暴力执刑，普通群众几乎不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一些残忍的刑讯手段在公堂上监狱里司空见惯，官员们揣测皇帝心思，以暴力执法制造“冤假错案”迫害无辜群众，而平民百姓为了自身安全或利益往往以“道德”名义对更加处于弱势地位的“边缘人群”（文中一般指乞丐和和尚）处以暴行，一个国家各个机制在处理问题时出现的种种漏洞在其中暴露无遗。
平静的海面总有暗流涌动，一场“叫魂”案，所包含的除了案件本身，更是一个社会的波谲云诡，以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代表的芸芸众生相。
三． 社会芸芸众生相
书中主要提到了四个阶层的人——贵为天子的皇帝弘历、与权力无缘却对权力有着幻想的普通百姓、夹在百姓与皇帝中的官员、以及经常被我们所遗忘和关注的社会“边缘人群”他们也是这场案件的首席嫌疑犯。其中孔飞力以客观的笔墨对前三种人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深入到心理层面展开剖析……在这里我将对这4种人结合从书中的到的一些感悟以及自己一些想法展开探讨。
(一).皇帝——不一样的弘历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皇帝”多么伟大看似几分神圣的存在，而乾隆皇帝在大众心中更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关于他的一些事迹和传闻或真或假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太多，而在孔飞力笔下我所看到的乾隆皇帝却显出了几分不同——脱去了“皇帝”一贯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形象，在处理“叫魂”案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境，在处理这样一桩关乎民族关系、国家政权的案件上，他是如此小心又是如此着急，只能用隐晦的文字用密折督促官员查出案件真相。作为一名外族统治者他既要确保一个汉族人口占最大多数的社会处于安定之中，不会有反抗自身统治的事件存在，又要在其中彰显征服者的与众不同，提升满族统治者的优越感；他既要通过学习各种汉文化管理这个国家，又恐惧汉化带来的对满族的“腐化”；他内心中有着征服者的骄傲，同时也有着来自与内心深处的自卑：“野蛮”对“文明”武力征服，却抵不过“文明”带给“野蛮”的文化力量——来自于被“同化”的恐惧与焦虑。
而“叫魂 ”案对于弘历来说更为直接的威胁来自与它对君权的一种“蔑视”，如果民间存在着可以与鬼魂沟通的“妖术”连乞丐和尚道士都能掌握这种方法，那所谓的“君权神授”又有什么权威性呢？同时另皇帝十分头疼的是与官僚机构的斗智斗勇，虽然官员是秉承皇帝旨意办事，但只靠皇帝一人又如何与整个从上到下的官僚机构抗衡呢？官员们稍稍相互勾结一下，加之地域时间等客观因素的存在，皇帝便很难得知真相。于是在处理官僚机构的关系问题上，皇帝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非常举措”，而弘历以“政治罪”的形式打破常规，将整个官僚机器置于皇帝的威权之下。以这种特殊的手段来重新整治朝廷下面的官僚体系，与官僚集团斡旋。而“叫魂”案也恰好为皇帝提供了一次整饬官僚集团的极好机会，这也是弘历对这次“叫魂”案件显得十分在意的原因之一。
对谋反者和逐步汉化的恐惧，以及对官员集团问题日趋严重的忌讳，都根源于弘历皇帝本身对权力的渴望。
（二）.官员——夹缝中的权力者
官员，我们王朝的政治事务的基础构造者。与百姓相比他们离权力似乎很近，掌握着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法治、甚至平民的生杀大权；而与皇帝相比，他们离权力似乎还很远，皇帝的权力是与生俱来的荣誉，而这些文武百官的权力一部分除开一部分来自于贵族的世袭，而另一部分则是通过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打拼，才换的今天的“仕途”，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为皇帝一人服务，他们的生杀、迁贬也由皇帝决定。
从官僚与皇帝的关系上看，他们对“天子”是忌惮的，所以当察觉出弘历皇帝对这次抓获“妖党”的决心之后，他们也顺着圣心展开搜捕，即使本来没有“叫魂”案发生也没关系，利用掌握在手中权力，可以以暴力执法，逼迫平民认罪或者捏造事件，来博得“圣心”，为“仕途”铺路。 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到了大清王朝我国的官僚机制已经发展的十分完善：官员通过科举制度脱颖而出，不断进入等级有序、繁文缛节的官僚组织，慢慢在这一体制中摸爬滚打，为官执政。官僚体制中的这些官吏在全国范围内的任免、调配、流动为维持一统体制和国家整合起到了关键作用。官员也有着他们自己的“语言”，通过一些手段他们可以与皇权对垒，由此衍生出的是两者关系的“协作性”与“冲突性”，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存在与其说我国古代是“封建君主专制”不如用孔飞力先生所描述的“官僚君主制”来形容，显得更为准确。官僚集团所存在的问题反映出我国政治制度体系的缺漏，而由于制度形成已久它们已经很难得到扭转，除非有某种契机——正如前文所叙述到的“叫魂”这一突发事件的爆发反倒为皇帝加强对官僚机制的管理提供了一次机会。
而从官僚与百姓上去看，官员们的职责是保护管理地方的安全，他们自然不想因为“叫魂”案引起民众的恐慌，毕竟从名义上讲他们是百姓的“保护者”；同样由于对皇帝旨意的推测，他们也想借助这次机会得以“迁升”，而“百姓”也成为了他们可以利用的对象，他们也是百姓的“残害者”，在我国古代即使是地方行政机制和司法机制仍然拜托不了“人治”，在这里所谓官员们所掌握的“知识”与“权力”并不是为百姓而服务，而是为自己为皇帝而服务。官员，夹生在百姓与皇帝之间的权力者，他们的处境似乎有几分尴尬，虽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而身体却被皇帝束缚如同掌握72变的孙行者，却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回顾“叫魂”案，一些官员害怕“龙颜大怒”不得不制造出“冤案”；一些人为了“得宠”编造出皇帝一眼便识破其虚假性的奏折……这些种种“闹剧”本质仍旧是欲望中——对权力的渴求。
（三）.群众——乌合之众
读完本书之后，我认为《叫魂》一书中所指的群众更加具体的是指有固定的社会地位，与所生活的社会地域有着一定联系的普通百姓，从法律上讲可以称他们为“主流人群”，他们不需要拥有太多的智慧和想法，只需要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上兢兢业业的工作生活，相信着自己的国家臣服于皇帝的神圣，整个社会便可以的正常运转下去，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朴实而默默无闻的，可是当面对流言中的“叫魂之人”，群众却表现出了传统印象中截然不同的一面，他们对“和尚和乞丐”不分青红皂白的抓捕殴打，篡改事实，如同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大众心理学》中提到的：“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控制的玩偶。孤立的个人也可以使一个有教养的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是一个受本能控制的动物，他变现得身不由己、残忍而狂热。”面对可疑的可能会侵犯自己利益的对象出现（包括人生安全、财产等多方面利益），即使对方根本没有想要伤害自身的想法，群体也会表现出极强的排外意识，他们的潜意识里也会“理所应当”的认为“侵入者”会伤害自己，如勒庞所描绘到的：“大众头脑中的幻觉”，而群众却往往把这种“幻觉”当成了“现实”，于是在意识的作用下，他们歪曲了真相，以冲动的手法对“威胁者”处以象征“正义”的暴行，他们当然不会认为这是“暴行”，反而为认为这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是“值得肯定”的行为。我想最可怕的便是如此:“自以为是的公平正义其实为是自私狭隘找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句是否过于武断，有待商榷)以自己所理解的“正义”去“惩罚”他人，当年《东方快车谋杀案》侦探波洛对“正义”与“法律”的困惑，或许也正是我们所存在的困惑。
而如果说对“威胁者”的暴行源于群体的“无知觉”的敌意与对自身安全的保护，这只能算是群体的“罪恶”，那么在“叫魂”中我们还能看到的是：这些远离权力的人群，在突然得到权力之后的“原罪”，在“叫魂”中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一群人，由于案件的发生，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指控另一个人为“叫魂犯”了，于是一些人便利用这个机会乘机报复那些得罪过自己人，诬告他人为“叫魂犯”，我想人性中所存在的劣根性大概如此。当“权力”离自身遥远的时候，大部分人只是偶尔幻想，然而一旦有一天“权力”从天而降，人性心中的“恶魔”也随之释放。
群众所表现出的如“乌合之众”一般行为，也是源自于在一个平民几乎没有“权力”的社会之中，平民对“权力的幻觉”一场疯狂抓取。
（四）.边缘人群——被忽略的阶级
如果说普通的人民群众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存在，那么“叫魂”案中的另一群人也正是案件的“嫌疑犯”——乞丐和僧侣便是边缘人群的代表了，他们一般是指无法在社会上占有固定位置，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的人群，其社会流动性也十分不稳定 ……这些由于生活困难、遭遇灾害而选择在外流浪的人群，是一个时常被我们所忽略的存在。由于无法保障自身基本物质生产资料需求，也无法满足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为了生存，他们很可能会打破主观规则，改变生存条件——这是他们存在潜在危险性的原因，而当地百姓作为当地的主流，当有人可能会侵犯其生活资料和一般秩序时，他们自然而然会把责任推向这些“边缘人群”——这个在平时生活中我们常常忽略的阶级，我想这其中原因还有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中的多数人，而且人性的本性习惯便是向上看，如同在“叫魂”中普通群众对“权力幻觉”的追求，而忽视了那些存在在我们身边的“肮脏、丑恶”的存在吧！那么造成这些边缘人群存在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孔飞力在书中主要是从经济、人口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他们往往生活在自然环境本身很匮乏的地区，经济发展远落后于其他地区；人口的急剧增长，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造成了一部分人脱离了社会的一般结构，沦为了边缘人群。他们的存在反映的是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经济发展的急剧不平衡等等），而我们习惯去忽略他们，当然这些问题本来也很难去解决，或许一个社会的发展本身便需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这部分群体便如同书中所提到的“乞丐僧侣”一类。
前面提到在这个社会中不同阶层都在追逐着“权力”，那么如果说这个社会是这样一个追求“权力”的赛场，那么这些边缘人群的权利有谁在为他们争取呢？在社会边缘游走，意味着对权力的有限追求或干脆放弃，同时又受到主流话语权的无限限制，作为社会的次主体，先不说他们是否有意识去追求或者向往权力，对“权力”是否有认识，但他们即使有意识想要去取得“权力”，然而意识又能改变什么呢？
纵观“叫魂案”中的芸芸众生，他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特点，便是对“权力”向往，无论是最高统治者弘历仍然想加强自身的统治，还是官僚们想抱住自己的“乌纱帽”或者得到高一级的迁升，甚至远离“权力”的百姓对出现的“权力幻觉”的渴求，所有人的心中都有着“心魔”，在“叫魂”案中他们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某中伤害，然而他们也导演了这场“闹剧”，在“心魔”的驱使下我孔飞力带领着我们见证了一场的疯狂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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