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齐国进行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法家变法运动的一切政策法规改革，其实都是围绕着“和平称霸”这一目标展开的。
要想和平称霸，就只能用经济战争的方式。
要想打赢经济战争，就必须发展本国经济。
要想发展本国经济，就必须鼓励经商。
要想鼓励经商，就必须施行依法治国。
管仲的法家改革应运而生，这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第一次为了适应商业而进行社会改造。
那么为什么鼓励经商就一定要施行依法治国呢，让我们举个年代没那么久远、记载比较清晰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公元1215年6月15日， 在与法国争霸欧洲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的英国国王“失地王”约翰，又在国内遭受重大打击，这一天，他被迫坐在温莎堡兰尼米德草地的会议桌前签署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就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起源，《大宪章》。
自约翰登基以来，对法战争不断失利，英国失去了欧洲本土大陆的大片土地，约翰由此得了“失地王”这个雅号。凭胸而论，这个倒霉的外号比起他哥理查一世“狮心王”的外号来说，那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急于翻本的约翰王疯狂的在国内横征暴敛、大肆搜刮以筹集军费，逼得全国上下从贵族到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他们最终联合起来打败了国王，逼着他坐到谈判桌前和大家谈判，大家一起来帮国王纠正他的错误行为。
《大宪章》一共有63条条款，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限制王权、尊重英国大小贵族以及普通老百姓的自由和财产。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努力搞生产、做买卖，给国家上税，你国王说好收多少就是多少，不能由着你隔三差五的想收就收，税率想改就改。
我们辛辛苦苦的挣钱，交完税后剩下的都是我们的利润，能挣多少那是我们的本事，你国王不能眼红，不能随便找个理由没收我们的财产。
国家要打仗抢地盘，需要钱，要借贷，没问题，我们可以借给你，多少利息、什么时候还也得说好喽，就算你是国王也不能赖账。
这是英国第一次制定高于封建王权的法律，是资产阶级为了获得自由、安全的发展环境，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以此为起点，经过几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打破君权神授的封建宗教束缚，直到最后的光荣革命。西方资产阶级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前赴后继、契而不舍的把资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推翻了西方封建王权的统治，建立了以资产阶级为领导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
当资产阶级彻底挣脱了封建王权的束缚后，资本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资本的力量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从这个近代历史记录比较清晰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在一个封建王权高于一切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王权随时会侵夺工商业的利益，继而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封建王权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发生在英国的大宪章运动，是工商业代表也就是资产阶级突破发展瓶颈的第一次抗争，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就像是一个被大石头压住的小树苗，拼命的顶开了那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终于茁壮成长成了一颗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王权高于法律的社会形态既然不利于社会发展，而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前进的浪潮不可阻挡，这一阻碍迟早要被打破。
区别只是封建统治阶级是自己发现这一问题，自觉自愿的、有条件的去改变它。还是社会下层为了得到自由发展的空间，自下而上的去彻底颠覆它。
约翰王的迟钝，使他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冲开阻碍封锁的突破口。而我们远在公元前七世纪的齐桓公和管仲为主组成的齐国政府，是自己发现了这一问题，而且他们有勇气去突破千百年以来的传统束缚，自己举起了改革的大旗。
虽然这种改变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压力，但是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迸发出来的勇气和创新精神还是很值得我们现代人钦佩和尊敬的。
不过很可惜，即使中国的法制社会开始的很早，却注定无法培育出自己的资产阶级，因为自上而下的法制建设，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工商业的自由发展，而是要调动工商业人口的积极性，更好的为王权服务。
这种突破远没有自下而上的改变来的彻底，反而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断绝了中国工商业人口进化成资产阶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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