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景物，人皆爱之。挖掘大自然的美，陶冶人们的性情，是山水散文的主要宗旨。
写山水散文应该有两忌，一忌强牵，二忌平。
先说其一。长时间以来，有一种流弊，山水文字总要贴上一点政治。作者不是努力挖掘自然的美，发挥山水形象的感染力，而是靠转托一个人物、一件事去拔高主题。如他想写一个人，在东北就先抓来一株青松，新疆就先写一朵雪莲，还有北方的红柳、山丹，南方的茶山、木棉，乃至山、海、石、草等都来喻人、喻事。好像自然本身没有美，只有靠人和事来结局。而自然的美也总是作了政治的注解。
我看过一篇散文，是写拉萨的一株大柳，如何根深叶茂。作者正在对柳观赏、感叹时，背后一个女青年突然走来搭话。原来这是一位在当地扎根的上海姑娘，于是作者下面就讲，她如何像这柳树一般扎根边疆。文章的自然美一下子被说教冲淡了，生硬的斧凿之痕使人们很不舒服。
在这一点上，我对杨朔同志的一些篇什也有些想法。杨朔同志是我国当代的散文大家。但他的几篇游记，我总觉在自然美上挖得不够。他去游香山，看红叶，却又赶的不是时候，没有看上红叶。但他不后悔，说，我不是看到一片人生中的红叶（指老向导）吗？（《香山红叶》）他去登泰山，看日出，偏又赶上阴天，未能看成。最后他也不后悔，说，我不是看到伟大的祖国像日出一样吗？（《泰山极顶》）如果真是不凑巧，那就如实说出内心的遗憾之情，倒是更可以唤起读者对大自然的向往和追求。这样突兀兀地插入政治说教来作结，总是显得不太自然。再二再三，用多了就成了套套。读者会提出疑问：怎么总是那么不凑巧、老天不作美呢？
如果写人就放开来，把人写透；如果是游记，就把山水的美写足。我们现在一些青年作者无杨朔那种驾驭文章结构和语言的能力，往往机械地去学这一点，结果更是东施效颦。
苏东坡在一千多年前写的《赤壁赋》，至今还能给我们以美的享受。文章一开头，清风、明月、浩波、小船，水天相接，白露茫茫。
你看此时大自然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汇来作者的笔下，织成了一幅良辰美景图。就是作者再不说什么，你也深深感到：大自然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好的。
本来嘛，我们只需将大自然中那许多美好的东西如实地托出，就自然含有某种思想和情趣，并不要特别的注解和说明。
屈原之赋芷兰，陶潜之咏菊，板桥之写竹，其意自明。正像我们在案头供一盆水仙，并不必再在旁边题上“高洁”二字。
一切艺术都有分工，轻音乐不能代替大合唱，山水散文也没有必要去完成社论、英雄传记的任务。它的责任是忠实地去挖掘大自然的美。靠这种美去陶冶人性，扩人胸怀，激起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对生活的向往，去培养人的观察力、审美观，使人更精力充沛地投入四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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