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关注的都是教育界内部人士关于教育的阐述，而教育界外关于教育的呼声虽有很多，我关注的较少，可能对于周国平先生、龙应台女士、林清玄先生等屈指可数的几位文化大家谈及的教育有所了解，其余之人确是忽略了。今日听到社会学家郑也夫与作家傅国涌的一次关于中国教育的对话，收益颇多。也发现，在教育之外谈教育，也许能够给出更多当代中国教育之痛的深层原因。
中国人真的爱读书吗？这个问题要从中国人的处世哲学谈起。中国人讲究的是一个实用，这种实用不是美国式的解决问题式样的实用，中国人的实用是指能够帮助个人在社会这个伦理体系中获得某些利益的实用。这种中国式的实用是儒家入世和法家人之私欲的结合产。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爱不爱读书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如果读书与社会关系构成不了直接的利益连接，那么读书和其它一切人生无聊之行为一样。中国人读书的功效在隋唐开启，因为科举制度，让知识改变命运成为可能。这是我从正也夫先生那里得到的一个重要的观点。的确，知识本来不是改变命运的，读书获得知识，知识丰富智慧，而智慧只是满足人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条逻辑线索在中国就变成了，知识可以换成分数，分数代表可能得到的位次，而位次是什么？就是几十万人来争状元，一个人上去了，其它人都得下去。结果呢？状元是不是就具有了智慧，就能够帮助群体解决问题了呢？这些是考试制度制定者的美好想象。真实结果是，状元获得了在社会中难得的社会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转化成为获得个人利益的工具。所以傅国涌先生的一句话很简单的终结了复杂的推导，那就是在中国教育就是一种工具。因为有些事情钱是办不到的，所以还给“教育”这个工具一席之地。也幸亏还有一些领域是金钱办不到的，所以也才有了教育活下来的空间。可以猜想，如果凡事都能够用金钱摆平了，说不准还真有人就把读书和教育废掉了。现在就有部分人，自己占有了极大的资源，在物质生活得到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开始鼓吹读书无用论。
这就出现了很有意识的一种对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基层的庞大教师队伍，对于知识是存在一种敬畏的。所以很多时候是基于知识与人成长的角度来和广大的家长对话，而更多的家长关心的是孩子的前途和未来，也就是最现实的那个部分。老师想的是如何在教育中发现孩子的天赋并激发而扩展，而父母想的是通过教育让孩子得到一个好的前程。这就非常拧巴。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不是所有的天赋在社会上都会得到被认为的幸福。
今天理发还和理发师聊到这个话题。没有哪个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擅长美发而鼓励孩子从事理发师，都想着孩子能够使劲学习，最好是清华北大。是家长错了吗？不是。反思这一问题，根源就是几千年的科举，以及社会各种分工的明显差异。大学教授和理发师，在中国社会里差异悬殊，其中不能简单的以个体的喜好来解释这样的分工。我们习惯总是将某种职业和从事职业的个人能力进行关联。三教九流的等级划分，这种农耕文明至今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所以，教育的工具性在当代仍旧是一个明显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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