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论

陶扬鸿

呜呼！自五四以来，西学东渐，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之说盛行于世，深入人心，士多以此标榜，谓不与于此者非人性，而揆其实，察其蔽，一偏之说，非大道之正也。民主平等，吾已论矣，今专论自由，博爱待他日之论。

自由一词，吾国昔未有也。或曰：“中国重集体，轻个体，故无自由之说。”而抑非也，察吾国圣哲，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又曰：“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老子曰：“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庄子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曾子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曰：“杀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为也。”非重个体乎？若不重个体，而何有修身之学，心性之说？然而奚不言自由？盖有故也。吾国重个体者，莫如道家，尤以庄子、杨朱近西方之自由主义，庄生之逍遥，杨朱之为我，固近西方之自由，而不可以自由比附也。庄生之逍遥，去物之累以造天地之境；杨朱之为我，尊己之身以成天下之治。次者儒家，儒家重修身，为己之学，孔子克己，孟子正己，荀子正身，无非为己也，克己而复礼，己正而物正，身正而人率也。实超于自由，而不言自由也。

观西方之自由，恒与奴役相对。奴役如笼中之梏，自由如出笼之翔。彼至罗马帝国犹为奴隶制，希腊有民主，而奴隶无与焉；罗马有共和，而奴隶亦无与焉。中世纪复有教皇之专制，人民多屈于神权，受其禁锢，禁锢愈深，而愈思其脱，至于近代之大革命，而自由之说兴焉，云：“不自由，宁毋死！”又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呜呼！彼之于自由，可谓渴求而不欲失之矣，深受禁锢之苦，而有激也，久锢于笼中，一旦出笼飞翔，如枯树之逢甘露，而岂愿复锢于笼中乎？彼犹以动物言自由。

若吾中国则不然，自西周已有独立之农业自主，而脱奴隶制矣。周列五等之爵，而封土建国，诸侯自主，士可游各国，天子之治只在王畿；秦汉一统后，而分郡立县，乡党自治，人可迁他地，天子之令不及乡村。秦废封建，刘项以匹夫而为帝王，王侯无种；隋创科举，范欧以贫民而登朝堂，士农无恒。既脱奴隶之制，又无神权之束，民有悠哉之歌，士有自适之乐，窥唐宋文士之文，颇多闲适之作，岂有沉抑之心哉！至于蒙古以夷狄入主中国，而卑儒崇佛，教分九流；贵蒙贱汉，人列四等，而先王之教衰，专制之毒兴矣。明太祖驱元而复华夏，功比日月，而多讳忌，贪权独裁，士子颇受残害，而士多不欲仕，惧因小失婴其戮也。然成祖之后，士稍脱其制，而得以恣，明又亡于恣。满清亦以夷狄主中国，尤为阴鸷，以文狱戕士子，锢其心，夺其文柄，盖中国古代最不自由之时也。然无如欧洲中世纪并受君权神权之专制，士颇受其缚，而民可悠乐于野。康有为曰：“西人至不自由，而亟求自由；中人无不自由，而自忘自由。”虽言之过，然亦中人少奴役之苦，而超于自由也。正德利用厚生，而无贵自由；杀身成仁，而无杀身以求自由。中人之视自由不似西人之重也，此吾中国无言自由者欤！

满清失政，欧风来袭，自由民主之说兴，而人多言自由，谓不言自由，则为奴隶也。呜呼！中国早无奴隶制，而必以奴隶属中国，以之自轻自贱，而乃自虐！彼之言自由，大多以自由标榜，又岂真知自由者乎？袭西人自由与奴役相对之陋也。西人以自由与奴役相对，始脱奴隶制也，至于启蒙之后，而德哲康德以自由为自律，谓之自由意志，以道德言自由也，而道德贵在自律，耶教之道德为他律，非真道德也，此西哲之进于以动物言自由也，然自由之于国家社会，非康德所究焉。西方恒以个人与国家社会相对，而求自由者，多离群索居。而吾中国《大学》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曰“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老子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孟子曰：“上下与天地合流”，“万物皆备于我。”由身而延于家国天下，天下一家也，国一人也，家一心也，万物一体也，无相犯也，岂有对待之谓哉！

西洋未达于此，个人强则轻国家，国家强则抑个人，而略天下。即如德国，叔本华、尼采，重个人者，而于德国去之如赘；俾斯麦、希特勒，重国家者，而于德人束之若笼。自由兴而议论纷纭难定，政无所措；极权惩其弊而思想统一无异，言难以进，德国以之乱亡。今之治，虽胜于昔，然犹未免于对待也，彼之于家国天下，恒难与个人为一。康德稍后之穆勒于《论自由》书曰：“人之行有内亦有外，内不可违于外；有私亦有公，私不可犯于公。”则无绝对之自由也。中国近世学者严复译其书，名为《群己限界论》，群己有限界也，己不可越限，然何如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观天下哉？以中国为一人，视人如己，而不强人以从己，为宰制也；亦不损人以利己，为己而不顾人，为自私也。以天下观天下，而天下不为大，身不为小，则不重天下以轻身也；身与天下为一，则不离天下以为身也。

而五四学者于康德、穆勒之说且未喻，而况于此？严复之译，束之高阁也。而自由之说可以纵其欲，自胡适之以自由标榜，并唱于天下，而礼义毁，五典斁。自由亦大矣，人孰不欲自由哉？而自由不可轻言，既唱自由，则恋爱自由，无为父母所主，然其流极，淫乱以恣其性，徐志摩绝旧妻以逐他妇，而夫妇之道苦矣；鲁迅与学生许广平婚，而师道坏矣。个人自由，不为父母所束，而离家出走，与父母分家，绝父母，而父子之伦坏矣；言论自由，而肆其狂以诋圣贤，恣其恶以诘阴私，而文章之德损矣。舍道德规矩言自由，而自由流为猖狂放纵。文格之起，厌其议之多，言之浮也，而以劳力重抑之，以改造统一之，以刑罚戕绝之，亟言自由而得极权。夫国初之极权亦源于西方之党治也。以自由与奴役对，谓自由为解放；而自由流为猖狂，则以严法束之，而复归于奴役矣。呜呼！自由恶可轻言哉！古人之不言自由，诚以此也。

古人不言自由，而言自得自立自信自强自主，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惟自得可以自立，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大学》言修身，皆欲人自立也。惟自立而可自信，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信此诸心，可以至仁也。惟自信可以自强，《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惟自强可以自主，孟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说大人则藐之”，“威武不能屈”。惟自主而可以自由，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心无不正，言行自与道合，此乃真自由也。若不达于此，而敢言自由哉？徒肆无忌惮耳！恒以个人与家国天下相对，而非一体，则如手足相残，鼻口相塞，耳目相掩，非自困其身者哉？虽求自由，而实不自由。故与其言自由，不如言自主。

呜呼！今之人，几人达此真谛也？而或以自由标榜，欲恋爱自由，言论自由，文化多元，多党共治，而自由适所以纵其欲，恣其狂，行其凶，长其乱，吾甚恶之！彼之所谓自由，而可始乱终弃，不顾妻子；至于言论，则肆意非毁圣贤，而自诩独立；诘人阴私，而自居正直；所谓文化多元，而实欲攻中国，毁儒家，以伤民族之自信，文化之自尊；多党治，则乘乱夺权以济其私也。自由既为神圣之名，而言争权利无惭，逆父母无愧，廉耻丧而贪欲甚，人道夷而禽心长，则自由主义之恶烈于桀纣矣！甚乃谓道德为桎梏，忠孝为禁锢，则何所惭而不为私，何所惮而不为恶？吾甚惧之！闲先圣之道，而知自由之非德；察当代之弊，而知标榜之为恶。惟以道德率之，而自由得其正；以真谛正之，而标榜去其伪。不轻言自由，而重言自立自主，慎其始而后善其终也。

自由有界，故有男女之分，而不淫欲也；有礼义之隆，而不失节也；有长幼之序，而不乱伦也；有上下之差，而不越位也。而或怨之，谓不自由，彼以自由为自私乎？而神自由之名，复假自由以徇其私，其心枵，其行恶，又以邪说惑世诬民，胡可不辟之！或曰所谓礼，严等级而护统治也。而恶知礼之本乎？礼以主序，乐以主和，自然亦有其规，文亦有其章，而人恶可无序乎？文有章以别于文字，人有礼以别于禽兽，废礼是夷人道于禽兽也，有自由主义者毁礼教是也。而礼根于心，恭敬之心也，人有此恭敬之心，而待人有礼，敬以生礼，礼以行敬，不可二也。又礼以安人，人有强弱之殊，大小之分，智愚之异，礼以约之，而强不凌弱，大不吞小，智不欺愚，若废礼，则人不相安，相凌相噬相欺，而天下乱矣！甚矣，或言自由之恶也！肤浅而不达真谛，偏至而不合大道，适以纵欲行私猖狂悖逆，而恶可不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