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
儒家者，中华之根基也，毁儒者，其欲亡华乎？或曰：道家为中华根本，儒亦出于道也。儒家亦百家之一耳，至汉为正统，独尊千年，岂可为中国文化之表？
则答曰：《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儒家承先王之道，传承有统。孔子修六艺，削春秋，赞周易，而六艺，中国文化之根也；春秋，百王之大法也；周易，百家学术之源也。而孔子集其大成，为儒学之祖，传之万世，而夫子乃贤于尧舜，可与日月争光，朱子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岂过言哉？百王之道息，孔子继之也，微孔子，吾中国文化何以传承至今？而中国亦将沉沦千年如犹太之漂泊，一蹶不振如罗马之倾覆矣。世界诸国，未有延续两千年者也，独我中国，赖孔子垂六经以为大纲维之也，胡可忘孔子之功，而反咎孔子不御近代之侮乎？儒家宗师仲尼，诵六艺，法先王，自古而为正统，岂待汉武始然？道家，儒之别子，蔑先王，轻礼法，以自然为超脱，以仁义为赘累，儒家衰而彼方兴，补儒家之穷也，而以为根本，不亦谬乎！班固《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袓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己试之效者也。”则儒家所传者，先王之道也，唐虞之隆，殷周之盛，儒家已试之效也。孔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则孔子之前，已有儒矣，六经，儒者之业，孔子修之以教弟子，创儒学之统也。
或曰：班固，汉之文儒也，岂能不尊儒乎？胡足为信？则答曰：庄子，老氏之徒也，而于其书之末《天下》篇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以百家为方术，而儒家为道术也，方术者，一偏之术也；道术者，大道之方也。原于一，一者，道术也。古之人，谓尧舜文武周公孔子也，“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称其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也，非圣人之道，而孰能与于此！邹鲁之儒承之，世传其业，多能明其道，谓最能继圣人之道，圣人之道，载于六经，而儒家以为必习之典。散于天下，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六经之学散于天下，百家各取六经之一偏而成家也。呜呼！以此见之，儒家岂独为中华根本，亦大道之原，百家学术之所出也！《天下》篇中，庄子于百家诸子皆有臧丕，而儒家孔子不与焉，以孔子为圣人，儒家为道术，不在百家诸子之中也。庄子之訾孔子贬儒家也多矣，而亦不能非孔子之圣，儒家之正，诚知其道也，而近人贬儒家与百家列，抑孔子与诸子侪，岂不陋哉！
汉初道家司马谈曰：“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经传以千万数”，可见儒学至为广博，六通四辟，小大精粗，无乎不在，立天立地立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固本末一贯，而包笼宇宙也，非儒家之学，而孰能与于此！庄子称其大，司马叹其博，岂为无稽乎？“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孔子修六经，删芜存精，使学之有统，究之有序也。儒家虽广博，而亦易简，其广博，包笼宇宙，其易简，则《易》之所谓简易、变易、不易，不外乎尧舜禹汤文武圣王所传“允执厥中”之中道也。《易传》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惟儒家可以称之。一言蔽之，其所立之道为三才，天地人也；其所尊之道为中庸，正大无方，又圣人与愚夫愚妇所同也；其明于常变者为易，简易变易不易也；其立人道者为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也；其行于人事者为五常，仁义礼智信也；其该于本末者为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也，岂为博而寡要乎？谈不深于儒学，以外行视儒家也。
司马迁，谈之子也，而知重儒家，尊孔子，《史记》特列《儒林传》，《孔子世家》。或曰：汉武帝独尊儒术，马迁不得不然也。则答曰：史迁于武帝之事秉笔直书，于封禅备极讥讽，高帝之丑，无所隐讳，为李陵鸣不平，而受宫刑，戆直也至矣，岂阿武帝之意乎？其于孔子“高山仰止”，至“想见其人”，非真慕者，其孰能至此！立《孔子世家》、《儒林传》，史迁之卓识也，而王安石曰：“孔子，旅人也，栖栖衰季之世，无尺土之柄，此列之传宜矣，曷为世家哉？岂以仲尼躬将圣人之资，其教化之盛，舄奕万世，故为之世家以抗之？又大非极挚之论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孔子非帝王，而不为本纪，虽非公侯，而固世传其学，其后封为衍圣公，至民国而犹传，帝王之统有绝，而孔子之家不断，世家亦犹世天下也，天下亦莫不尊孔子之道。自汉以后，儒为历代所尊，正史皆有《儒林传》而不可易也。
故儒家自古为正统，正者，中而不偏也；统者，合而不分也。儒家尚中道，合天人，百家不能离，万世不能易。春秋礼崩乐坏，官学下移，百家各取一方以立家，道家取《易》之天，阴阳家取《易》之变，兵家取《易》之机，墨家取《书》之事，名家取《礼》之序，法家取《春秋》之法，纵横家取《诗》之言。而庄子叹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老氏守柔，杨氏为我，墨氏兼爱，申韩刑名，公孙龙坚白，皆得一察焉以自好也，而不能察古人之全，欲察古人之全，必通儒学也，儒学绍先王之道，因先王而明古人之大体。百家往不而返，老氏流为纵横，杨墨流于无君无父，申韩流于惨刻，公孙流于诡辩，皆往而不返也，故孟子距杨墨以尊孔子之道，董生绌百家以彰六艺之术，以合内外也。汉武帝采董生之议，复正统也，岂尊儒家为正统哉？
或罪汉武帝独尊儒术，使文化凝滞不前。文化之滞，滞于秦之尊法贬儒，至焚书坑儒，六艺经传多遭其焚，乐经失传，礼为残缺，致汉有今古文之争，百家之言亦不能免，何咎于武帝？武帝时，多寻古书，文化渐苏，正汉武帝之功也，功反为罪，岂不冤哉！又汉武帝采董生之议，罢百家，表六艺，尊孔子，百家各持一方，罢百家，屏异端，不使为官学也；六艺为中国文化之源，表六艺，立大本，而建隆业也；孔子为三代之至圣，尊孔子，尊大道，以齐人心也。百家虽罢，而固为儒家所统，此汉武帝之卓识伟业也，吾民族因之凝聚，文化赖之久延，汉武帝之功，继周公而开万世也，近人乃以为罪，诚不察其实矣！
儒为历代所尊，非独帝王尊之也，儒家之道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中庸，夫妇之愚可与知能；其高明，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道其常，则百姓日用之道，天下易简之理；语其变，则范围天地之化，曲成万物之用。其中也，弥纶天地；其明也，极研几深。其庸也，易知易从；其高也，无方无体。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虽佛老之高明玄远，亦为儒家所摄。庄生之狂也，而称其大；史迁之雄也，而仰其高；陶公之淡也，而慕其圣；李白之傲也，而颂其业，多折衷于仲尼，而尊慕于儒者也，岂徒帝王尊之哉？夫以黄巢之嗜杀，而逢儒者不杀；以伏尔泰之蔑权，而见孔子不蔑。五胡夷狄也，而见孔子则拜；玛窦西人也，而来中国则衣儒服，非洋溢乎中国而施及蛮貊乎？
呜呼！历代帝王之统亦岂可舍儒家而立也！秦毁儒业，二世而亡；魏晋崇玄学，数世而乱；齐梁佞浮屠，篡弑相寻；胡元卑儒，胡运不至百年；天国非儒，天祚不传二世。五四贬儒，民国之乱仍；文革反儒，文化之劫甚。满清夷狄，阴鸷极矣，而传十世者，犹能尊儒以敬圣人也。供非赖鄧拨乱反正，亦如秦魏之促亡矣。治统舍儒难立，非儒维其统治，维天下之安也。汉崇儒，而有儒者眭孟劝昭帝禅位，儒岂忠于一姓者？
儒家立人道之极，以别于夷狄禽兽，秦毁儒，而近于夷狄；五代少儒，而沦于禽兽，夷狄禽兽之政，恶可久哉！儒以维人禽之防，而人道正；严华夷之辨，而中国尊；判义利之分，而君子贵。中国之不可无儒，犹世界之不可无人，诚为根基，不可毁，毁之则裂人禽华夷之防，乱义利之分。故古有辟佛辟老，未有辟儒，佛老之道有偏，偏则有谬，辟其偏而明全，纠其谬而崇正。儒家之道，大中至正，而胡可辟哉？辟儒，则是辟人道，辟中国，辟君子也，有人心者，而岂敢为此丧心病狂哉？或曰：古亦有辟儒者，如庄子，韩非子也，儒家内部亦有辟儒，如象山、习斋也。则答曰：庄子嘲儒也，嘲俗儒之陋也，虽贬孔子，而终不非孔子之圣；韩非子轻儒也，轻小儒之功也，虽贬儒学，而终不非儒家之道。而轻诋之，流极于秦晋，而李斯师其法以乱天下，王衍淫其言以召胡祸，呜呼！儒家，又安可轻诋哉！至于儒之内部辟儒，是批俗儒陋儒之蔽也，儒家之本仁义，而可辟哉？儒家之圣周孔，而可辟哉？儒不可辟也，儒之立在人道；儒不容辟也，儒之至为圣人。辟儒则必辟人道，而人沦于禽兽矣！辟儒则必辟圣人，而中国沦于夷狄矣！
呜呼！清末以来，西学东渐，以滋久枯之木，而亦使异端横行，群魔乱舞，狂悖青年，无知妄作，乃群起辟儒，至于诋圣侮贤，欲毁经灭文，章太炎、吴虞、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陈独秀为其尤也。太炎非有意辟儒，激于康有为之尊孔保清也，而著《訄书》，其《订孔》篇批孔子，引倭人远藤隆吉之言曰：“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夫差第《韶》、《武》，制为邦者四代，非守旧也。处于《人表》，至岩高，后生自以瞻望弗及，神葆其言，革一义，若有刑戮，则守旧自此始。故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亡于孔氏。祸本成，其胙尽矣。”
呜呼！何其鄙哉！周室东迁，百王之道息，而孔子继之；鲁道下替，六艺之籍乱，而孔子修之。上无天子，篡弑相寻，而孔子笔削《春秋》以正人道；下无痒序，邪慝屡作，而孔子教授洙泗以传圣学。汉儒尊孔子为素王，宋儒尊孔子为至圣，尽制尽伦，而百代不易也。体天道以立人道，而人道不沦于禽狄；法先王而修六经，而斯文不丧于后世。中国屹立至今，文化传承不绝，未如希腊、罗马之万劫不复者，岂非孔子之功哉！孔子叹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大其尊王攮夷之功也；朱子叹孔子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大其开蒙传文之功也。近代受侮于泰西，是孔子之道不行也，两千年后之败国，而胡可使孔子尸其咎哉？若欲咎孔子，则希腊之覆亡，何不咎苏格拉底？犹太之漂泊，何不咎耶稣？德国之独裁，何不咎康德、黑格尔？希腊罗马已亡，而中国尚在；犹太飘泊千年，而中国屹立两千年；德国因希氏之独裁而为美苏所分；中国有抗日之功而成新国之独立。则以苏耶康黑之罪，甚于孔子乎？后人所负之责，固不可以古之圣哲担之也，咎圣哲为祸本，则是卸当局误国之罪也，其责也甚失大体矣！太炎引其说，五四扬之，谓“孔子不倒，中国难兴”，而倒孔店，猖狂无极矣！今人犹袭其说也。若谓守旧，而守者，守先王之道以待来者，孔子固信而好古，信其道，好其义也，而《易》又曰：“穷则变，变则通”，非不达于变也；《礼》曰：“礼，时为大”，非不笃于时也；《论语》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非不明于革也。后世当国者，不知变通趋时改革，未可以咎孔子也。所谓八十世而无进取尤盲眼瞎说也，《周易》自强不息，君子之健法天；《大学》治国平天下，王者之化不遗夷狄，岂为不知进也？汉唐之武，威震四夷；宋明之文，德润八荒，而胡可轻议哉？因近代之衰，而疑古代之盛，是以愚者之暗疑圣人之明也。
太炎《诸子学略说》又曰：“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公羊家及左氏家张敞皆有其说），其教弟子也，唯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儒者严于义利之辨，夫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子曰：“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利固儒者所讳也。《易》曰“利物足义”，利须足义也，《易》虽有“崇高莫大于富贵”之语，易为后世利禄者所假，而黑格尔之“存在即合理”亦何不为苟且者所假，断章取义，无不可假也。此所谓富贵，谓有天下，履帝位，崇高作君师，而志无不行也，非谋富贵也，富贵得而道愈高也，富贵，行道之柄也。以富贵利禄为心者，后世俗儒也，岂可以谓雅儒，大儒？责之于孔孟董程张朱可乎？成吏材者，儒家乃修己治人之道，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人”，不为自私独善也，而于此何责？使从政，儒家大学，修齐治平，则必有事于政，治国安民也，子夏曰：“学而优则仕。”学优则可仕，非学优则必仕，学非为仕，仕以用其所学，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此儒者之志，而于此何责？儒有从政者，亦非必从政也，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政者，自正以正人也，非必为而为政，修身，本也。儒者从政，而不忘修身，修身，必也；从政，不必也。儒者从政以行道，非如法家之谋功利富贵也；儒者有所不仕，非若法家之必仕而安生也。故孔子晚而归于洙泗教学，孟子拒齐宣王万钟之养，荀子晚亦归于兰陵，董生晚亦专心治学，朱子讲学于武夷，船山归隐于船山，儒者之不仕也。仕则得君行道，不仕则教民传学。《易》有“高尚其事，不事王侯”，《礼记·儒行》有“儒者有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此儒者之清高也，孔子所谓“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仕非为富贵，隐非全性命，仕有所为，尊身以行其道也；隐有所不为，安身以传其道也。固非申韩之吏，老庄之士可及也，而太炎又恶能知之！
彼又曰：“观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是则大儒之用，无过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讥丈人，谓之不仕无义。孟子、荀卿皆讥陈仲，一则以为无亲戚君臣上下，一则以为盗名不如盗货。（见《荀子·不苟篇》）而荀子复述太公诛华仕事（见《宥坐篇》），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是儒家之湛心荣利，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学，约处穷身，必求得雠，而后意歉，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则吾道穷矣。”
呜呼！以“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断章取义，而太炎始之！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则孔子志在复建东周矣，公孙狃叛，召孔子而欲应之，则孔子亦有心于革命矣，“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苟为诸侯，以有道而伐无道，则可为帝王，天子未为无道，匹夫而欲干天位，是妄也，儒者修身立德，固不敢妄也，以王佐自拟，儒者之谦卑也。又荀子《儒效》前云：“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如周文王、魏文侯也，光武帝、昭烈帝亦爰自儒生。儒者可为君，则为明君；欲为臣，则为贤臣。且孔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未以位为必也，苟可立大道，平天下，奚必居高位，为人君？孔子位不过卿相，修六艺，教洙泗，而贤于尧舜，其所垂万世之功愈非后世帝王所及。而曰“大儒之用，无过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前者讥儒之仕，此又笑三公为志卑，则必以帝王为不卑耶？何自相抵牾如此！至于“孔子之讥丈人，谓之不仕无义”，乃子路之语也，何加诸孔子？（见《论语·微子》》）太炎非深茹于儒典乎，乃至张冠李戴？近人又以“食色，性也”，原为告子之语，加诸孔子，而太炎始之！全语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太炎断章取义！不仕无义，非以不仕为不义也，不仕于无义之廷也，无义之廷固不可仕，而奚可废长幼之节，君臣之义？“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讥其自私独善，而乱人伦也，而君子之仕，行其义也，而太炎忽之！至于孟荀讥陈仲，讥其孤僻过情也，奚为讥其不仕，盗名不如盗货哉？又太公诛华仕，乃法家杜撰，太炎故信而引之，特假以批儒耳！
太公诛华仕，孔子诛少正卯之事，法家之徒杜撰之，太史公载之，世人多信之，后儒以此辟异端，法家以此除异己，反儒派以此诟孔子为专制，甚矣其谬传之久也！今可破其诬矣。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察实据而诛少正，岂合孔子之本心？又《论语》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圣人不贵杀也如此，岂有秉政七日而杀少正？春秋，大夫于贵卿尚不可擅杀，而孔子与之同为大夫哉！孔子不至如是之狂也。按孔子诛少正，先秦惟《荀子》、《孔子家语》载之，其他书不见，《荀子》宥坐篇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姜太公诛华士在《韩非子》有记述，曰：“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居士二人。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饮，无求于人也。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而杀之。周公旦居鲁闻之，遗书急发之：“夫二子，贤者。何以杀贤？”太公望曰：‘二子不仰君而食，无求于人。爵禄无以劝，刑罚无以威。无益于君也，是以诛之。’”其他书无此记载，太公佐武王伐纣，伯夷叔齐阻之，左右欲杀夷齐，太公劝止曰：“义士也。”夫太公起兵伐纣尚不诛阻拦之夷齐，而当齐侯反欲戮无辜之华仕？此必韩非寓言也。诸子著书，莫不托古圣贤以立说，孔子常征引之，盖孔子之名大，而借其名以宣扬其学也，安足为信？法家杜撰太公诛华仕以诬太公，又杜撰孔子诛少正以诬孔子。若沽之为湛心利禄，学不可致用耶？此言之甚鄙，则不足辩也，凡此云云，非断章则曲解，皆存私心以贬儒也。
太炎又云：“孔子干七十二君，已开游说之端，其后儒家率多兼纵横者。其自为说曰：‘无可无不可。’又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荀子曰：‘君子时绌则绌，时伸而伸也。’然则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事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彼以乡愿为贼而讥之。夫一乡皆称愿人，此犹没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则一国皆称愿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
孔子游说列国，欲以行道也，道不用，则去其国，未尝枉尺直寻，屈其道以殉人君如仪秦、商鞅者也。昔者，孔子困于陈蔡，而问弟子吾何为于此，岂吾道非耶？子贡答曰夫子之道大，故世莫能容，何不少贬焉，而夫子不悦，斥子贡曰：“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是孔子不愿枉尺直寻也，而太炎奚责焉？若孔子湛心利禄，则必枉尺直寻，如商鞅因景监见秦君，以霸道说孝公，何患不居卿相，取利禄，奚必守仁尊王乎？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诗者温柔敦厚，以教人也，岂仪秦之巧言以媚人主乎？无可无不可，以行事也，圣人之权也，非为人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岂为模棱两可？又曰：“君子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经中有权，权不离经也，岂纵横之诡谲哉！上者先时，次者达时，下者趋时，而不能违时，圣之时者，先于时也，孔子过卫，见卫灵公好色不好德，为南子所惑，料卫必乱，而亟去之，非有蒯聩之乱而去之也；赵简子欲召孔子而杀之，孔子知其害贤，必不容己，而不去，非见其杀，而遁之也，此圣人之先时也，岂趋时而已乎？太炎未免小视圣人矣，非圣人小，如坐井窥天，曰天为小，非天为小，彼自小之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君子守其义也，不徇匹夫之信；君子尽其道，不求一定之成，若必徇之成之，则小信，大义之贼；小成，而大道之毁也。君子岂必悻悻，乘其一往之气而不顾哉！尾生与女子约，水来不去而死，非徇小信而害生乎？隋炀帝必灭高丽，率师远征，费财劳民，而致天下大乱，身死国亡，非求定成而以害国乎？而太炎将取之乎？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而何有疵耶？小人假之以自欺欺人，怠惰不求，而固非孟子本意也，断章取义，非君子之道也！
至云中庸为国愿，甚于乡愿，何太炎必欲曲解中庸以批儒也！中庸，圣人立人处事之道。不偏之谓中，适用之谓庸。中非中间，孟子深恶执一废百，而力辟杨墨为我兼爱之说，执中犹执一也。乡愿之圆猾，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而不可许为君子之道，惟其无义也。中者，常变也，不据一以为常，据一则贼道；不离道以妄变，妄变则悖理。其常者，义也；其变者，时也地也。厅为堂之中，地也；禹之三过其门不入，时也，不可据之为常。而禹之三过其门不入，忧民也，使颜回当禹之位，亦当如是，义也。中者，又通也，内外通，天人通，心物通，中与时合，与时俱进，中合内外，实为一体，圣贤执两端而用中。中者不偏也，偏则隘，固则塞，偏之于此，而彼斜矣；固之于此，而彼不中矣。然则中岂只不偏而已哉？亦不固也，固反为通，有通则可识中矣。所以通者，一也，贞夫一也，一以贯之，一通百通，无不中。此岂常人可及哉？故孔子曰：“民鲜能久矣！”后世利禄之徒假中庸而行乡愿，而固不可以中庸为乡愿也。庄子亦有“寓庸”，而后之伪者亦有假之，则何不斥庄子之寓庸为天下愿乎？孔子斥乡愿为德之贼，则国愿更所痛绝也！凡此云云，非曲解，则不通理。余驳此诸论，其他略之。
太炎后虽悔其妄作，而固蔓于胡鲁之辈，至今犹流行其说，太炎未删其作，而使后来反儒者假之也。太炎名盛一时，始以论文反儒，影响甚大，多为反儒者所假，故驳太炎诸论，以正其非，使反儒者无复以此为口实。呜呼！太炎悔之晚矣，妄作已传海内，而近世儒家惨受摧抑，卒致文革之祸，太炎亦有余罪焉！又太炎之徒鲁迅，尤狂悖，比太炎早年尤激，辟儒至老不易也。
鲁迅之言曰：“孔子，权贵所举也，民无与焉。”呜呼！迅之言何其浅也？夫子在世，已名满天下，弟子三千，诚心悦服者七十二，有毁孔子者，而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子贡常卫孔子之道，比之为日月，子贡为权贵乎？近世毁孔子者多矣，何足以损其日月之明？亦多见其不知量耳！颜回叹孔子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其喻孔子可谓深切矣，仰之弥高，如天之至高无上；钻之弥坚，如金石之至坚无缝。竭吾才而不能学，其尊孔子可谓至矣！而颜回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岂为权贵乎？又据《孟子·公孙丑》曰：“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於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亦自称终身欲学孔子，谓孔子为圣人之时者，集大成，此诸子为权贵乎？呜呼！尧舜，古之圣王也，孔子，当时之布衣也，而宰我以为贤于尧舜，非知德者，其孰敢发之！朱子《中庸章句》亦曰：“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船山亦曰孔子度越群圣，则宰予之言不谬于后世也。所谓“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孔子既度越群圣，集其大成以传后世，而至今未有及孔子者，岂非实言乎？岂独中国，天竺之释迦、犹太之耶稣，阿拉伯之穆罕默德，又胡能与孔子比耶？群弟子之尊亲孔子也至矣，又据《孟子·滕文公章》所载，其弟子皆庐墓三年，比于亲丧。三年期满，“门人治任将归，人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非诚心悦服，深膺其人格，而孰能至此哉！而与当时鲁国权贵何与？哀公之诔孔子，只曰：“尼父，勿自律！”孔子固逐于三桓，非权贵举之也。汉武帝尊孔子，乃采董生之议也，后世帝王尊之，实因儒生学者之感，盖其“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子思之赞也至矣，而惟此可以称孔子也。后世文人学者，如司马迁、扬雄、杜甫、韩愈、程朱之尊孔也至矣，岂可谓为权贵乎？圣人之德，岂因权贵而彰？权贵之所尊，亦必人心之所属，非有人心所属，尊桀纣、赵鞅为圣人，其孰听？而鲁迅此言，一何鄙哉！流毒至今，犹有人谓孔子为权贵所举而享尊名也，呜呼！可以辟之矣。
鲁迅又曰：“孔子，人之所谓圣人也，而愚民实不以为圣人，尊而不亲也。知孔子者，盖举世未有也。孔子亦有其治国之法，然皆为治民也，为权势者治民，于民之身何有焉，故曰：‘礼不下庶人’。”呜呼！迅何以知愚民不以为圣，尊而不亲？又何以举世未有知孔子？既曰举世未知孔子，则己亦未知孔子也，而何妄议孔子，以卑陋之心测圣人？彼亦恶知孔子儒家修己治人之道乎？政者，正也，正己而物正，《中庸》曰：“以人治人，改而止。”以其人之道治其人，岂有私意宰制乎？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者，正身为本，治民，末也，而迅以圣人徒为治民者乎？《大学》传孔子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是壹以修身为本。”何谓与民无有？“礼不下庶人”，汉儒之语也，不下庶人，不以礼求庶人，非不礼庶人也，孔子于接與之讽而欲致问，岂为不礼庶人乎？又儒家以仁为本，达己而达人，继天立极，贞生安死以立人道，而或谓儒家为统治者服务，循鲁迅之陋，岂不鄙哉！立天立地立人，儒家三才之道也，而天无体，地无方，人无一，而人之心可以官天地，则正其心也；身可以正天下，则修其身也，何有所偏，有所为哉？且驳此二论，其他鄙论，不足辩也。鲁迅又作小说《孔已己》以辱孔圣，侮儒生，毁文言，使儒家蒙大诟，孔子受极诋，文言受恶名，尊孔者则谓之孔已己，诵经者则谓之孔已己，作文言者则谓之孔已己，而孰敢尊孔诵经操文言乎？多以此为忌也，呜呼！其居心何毒也！彼之小说《出关》又恶搞孔子、老子，始作恶搞圣人之俑，无忌惮极矣，流极文革，矛师其邪说，以批四旧，辱儒生，成旷古未有之劫，其惑人心，贻害后世，何其大哉！而胡可不辟乎！
至于吴虞、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陈独秀辟儒之言，则于此不驳也，特驳章太炎、鲁迅之论，以章太炎师徒为始作俑者也。吾尝叹曰：“古虽有批孔批朱者，然未及攻诘阴私，至于今者，乃以至辱之名加诸圣贤，而孰欲为圣贤乎？李贽之狂也，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以己之是非非天下之是非，以伪之名加诸道学，然李贽不非孔子，尊王阳明、王龙溪、罗近溪为圣人，又著三教归儒说，以言佛道皆归于儒，而顾炎武曰：‘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若近人之詈孔，以伪名加诸道德，以恶名加诸圣贤，其狂妄无忌惮甚于李贽不知其凡几也！且古之毁古圣先贤者都出于以聪明才气自恃之狂者，如墨子、庄子之批孔，李贽、颜元之批朱，四子皆有雄才硕学，而孔子、朱子于今日，虽庸人而敢诟也，竖子而敢贬也，群魔乱魔极矣，哀哉！孰能崇正学以距邪辞，立大法以止诬言！”鲁迅之批孔，何如庄生？文革至今之批孔，又不及鲁迅也，言辞愈鄙，居心愈陋矣。幸吾生于小康，长于乡村，未读非圣之书，毁儒之论，十五读《史记》，而敬孔子之才德，十八读四书，而知儒家之博大，见网上颇有反儒言论，乃至有欲灭儒者，丧心病狂至极！痛心之，而作万言之文《驳儒术误国论》以驳之，后更深茹于儒家义理，尊道卫道之心愈诚，复作此万言之文，读者勿怪吾之喋喋也。
昔者佛徒欧阳竟无作文大詈宋明儒，谓理学不灭，孔孟之道不彰。又作中庸大学解，以佛言曲圣教。而牟宗三斥之曰：“是不敢公然骂孔孟，而割截宋明儒之绍述，涂抹圣教以篡夺。彼等演变为一致之论调，实不只骂宋明儒，孟子亦在诟诋之内。不敢骂孔子，然必贬抑其地位，视之为儒童，安排之为第七地菩萨。吾见此种种怪象，大起反感。试问孔孟何负于中国？何负于人类？宋明儒何负于中国？何负于人类？汝辈佛弟子此种作为又何益于中国？何益于人类？挖其根而令炎黄子孙不得为作主之存在，而转为夹缝中之存在，为偶寄飘荡之存在，此将有何功德之可言？故云其罪大矣。设真如尔所愿，炎黄子孙亦真能悉令入无余涅乐而灭度之，则该时汝遭遇尽伦尽制之问题否？遭遇设制建国以自存否？国亡族灭，为奴为役吾想汝等亦不能安也。彼时设若汝真作主而正视之，则将无憾于孔孟矣，无憾于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之教矣。将感激之不暇，痛悔之不暇。今有孔孟作主，令汝等在旁有事可作，有风凉话可说，忘其所以，反噬此骨干以自毁，此岂得为真有悲情者乎？亦肆无忌惮而已矣。”
呜呼！牟子之斥欧阳渐，狂悖佛徒，可谓义正辞严矣，然佛徒虽诟宋贤，而尚不敢诋孔圣也，若鲁迅之徒，则公然詈孔子矣，肆其犬吠之戾，行其盗跖之恶，又岂止肆无忌惮而已哉！丧心病狂不为过也。吾亦为反儒者言曰：孔子何负于中国？儒家何负于中国？汝等必欲诋之，毁之，其有何心？孔子继百王，修六艺，垂万代，功高泰山，明并日月，俾吾华夏屹立至今，汝等不知感激，以仰孔子功德，反诟詈之，汝等其有人心乎？汝等以近代国耻咎孔子，而孔子在两千年之前，近代国耻与孔子何与？夫人贵自强，不怨天，不尤人，汝辈不务自强，反尤人，尤古之人，甚乃尤古之圣贤，汝辈欲以卸己之责耶？胡其无耻也！儒家立天立地立人，太极皇极人极，以维华夷人禽之防，严王霸义利之辨，其正人心，建文制之功大矣，俾吾华夏不沦于夷狄禽兽，汝等不知发扬，反欲毁之，灭之，夷人道于秦兽，汝辈之罪大矣！犹不自悔，变本加厉，必欲亡华而后止，使中华果亡，汝等何有容身之处？欲为西夷之奴乎，甚不知耻矣！吾儒家子弟前继后续，齐心协力，欲复道统于已绝，扬往圣之绝学，亦绝不容汝等复作此孽也！呜呼！汝等狂悖无忌，吾亦为汝等哀！哀汝等无知妄作也！试问汝等：汝等祖先非儒家之徒乎？汝等祖先非有儒生乎？汝等必欲毁儒，将毁汝等之祖乎？且儒者，人需也，通天地人者为儒，立人者为儒，汝等毁儒，是毁人道也！汝等毁儒，又于汝等何益，于国家何益，徒自爚乱耳！汝等毁儒，大多不读古书，不深茹于其中义理，而于儒家多有误解也，吾昔读李宗吾之《厚黑学》，未读宋儒之书，亦有訾于宋儒，后读宋儒之书，知宋贤之人，而感其义理渊深，人格卓伟，甚敬之，不敢轻议也，使汝等深茹于儒典，亦有如我者。吾岂轻绝于汝等？既有责于汝等，又望汝等自新也！
今之人或曰儒家不适于今，儒家，常道也，百姓日用之道，天地日生之道，常道安分古今？必欲以儒家归封建？归古代？岂不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儒家亦然，《易传》曰：“日新之谓盛德。”儒家以日新为德，则何可以儒家为旧？儒家常道放之四海而皆准，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无不适也，今人非之，甚无知也。凡儒家之道，一言以概之，则《中庸》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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