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者，韩非代表作，其法术思想核心所在也。其文长篇大论，长达七千字，可谓峻峭深严，富于辩者矣，亦极其才矣，其文多列譬喻，词锋明锐，反仁义辩智，斥儒、侠、文学、商、工为五蠹，而劝君主除之，可谓惨刻矣。赢政、李斯用之而焚书坑儒，胡亥借其言以蔑古之圣王。惜乎，韩非才大而思不纯，偏为急功近利，遂悖于圣贤之道，而成帝王专制之利器，祸国毒民之乱术也！汉虽绌百家，尊儒术，非之书虽不与孔孟并列，而帝王皆阳尊儒道而阴用其法，帝王乐用其法以自尊，以驭臣；权相则因其谋而专权，以篡君。流及于文革，而毛祖用之以钳天下，辱士子，其流毒也远矣！吾将批而论之。昔王船山注《老子》曰：“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见其瑕而后道可使复也。”吾之批注《韩非子》，欲以清除韩非之毒，而明圣贤之道。今专批《五蠹》，以其影响最大也。
（一）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批曰：儒者法先王，而申韩之徒者笑之，钳之“以古非今”之罪名，以为守株待兔之类也。其有辨焉，所谓法先王，法其精意也，非法其迹也。尧舜、文武、周公异政而同道，道者万理之所出，亘古今，穷天地，不可易也，所变者法也。孟子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燧人取火，大禹治水，皆因其智也；尧舜禅让，汤武征伐，皆率其仁也。虽功业不同，而所行之道不出仁义礼智之内，岂因世变而遂可废其道乎？而有迂儒者不明精意，欲以先王之法治今之俗，则诚韩子所讥守株之类，然可讥迂儒，而不可加于儒者也。
（二）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歃以为民先，�股无肢，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批曰：民多则易争，诚然。圣人非不知之，而齐政以平财，制礼以安人，作乐以和情。政齐矣，而人不敢争以非分；礼定矣，而人不能争以损义；乐和矣，而人不愿争以伤仁。分定则争消，礼正则争息，乐作则争无。所以息争于未有，圣人之意念深矣哉！法者所以禁暴诛乱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欲以法止争，而法百密不免一漏，防之于此，而争之于彼，虽无争迹，而固匿其争心，故“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专恃刑法，而不知仁义之感，礼乐之化也。
甚矣其言尧禹“监门之养”、“臣虏之劳”而为不足多之害也！其欲后世君主逸豫以自尊耶？韩非之书，李斯传之于始皇，始皇令诸子读之，二世虽愚，犹深习其书也，当秦之末，胜、广反，兵至鸿门，李斯谏之，而二世则责李斯曰：“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鉶，虽监门之养不觳於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呜呼！非二世之狂愚，孰能发斯言而无忌哉！而乃导于韩非也！其谓尧舜禅让为去“监门之养”、“臣虏之劳”，以私心厚诬古圣而不惮矣，彼以当时多篡弑之恶，而不信古有让贤之德也，与庄子杜撰王倪、啮缺、披衣、支父、善卷、伯昏之名，谓圣王桎梏神器，左顾右盼，索贤于草野以代己而脱于樊同辙。亵天经，慢民纪，流极于五四之非圣贤，皆船山所谓乱天下而有余矣。申韩与老庄极相反，乃于此同趣，所异者老庄以道自逸，而申韩以法为君主之逸耳，老庄以高明蔑神器，申韩以卑陋测圣德也。个人而极权乃在一隔，危矣哉！
（三）
古者大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批曰：所谓太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亡国，以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世异则事异。其书又谓尧舜禅让而国治，燕王哙让子之而国乱，似有理矣，然见其事而不察其实也。后世有诸侯者欲法尧舜太王以流誉后世，王天下，诸侯之私也。尧舜禅让以让贤也，而燕哙以沽名；太王行仁义以安民也，而偃王以图王。假禅让而可为尧舜乎？曹丕之伪受汉禅也，而曰：“吾知尧舜之事矣”，而自以为舜矣，而世固不以舜誉之也；窃仁义而可为太王乎？田常亦伪仁义以篡齐国也，而自以为太王矣，而世固不以太王称之也。禅让，顺天之德也，非逆臣所能假也；仁义，立人之道也，非奸雄所能窃也。其所假者，迹也，圣王之精意，岂彼所能窃哉！偃王之行仁义，以恩惠笼百姓，结诸侯耳，恶足以为仁义哉？仁以安天下，义以制强暴，偃王之阴谋，欲以代周，穆王令楚王伐徐耳，然则偃王之亡，自取之也，非以安天下；楚文王横行汉南，侵吞多国，偃王不伐，而为楚王所袭以身亡，又不足以制强暴。则韩非谓偃王行仁义而亡国，谬矣！偃王之“仁义”非太王之仁义，而强以仁义加诸偃王，谓偃王行仁义亡国而诬仁义不用于今，岂不悖哉！
其谓“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若夏以忠，殷以质，周以文，因时损益，而有畸重，非谓夏以忠而无质文，殷以质而废忠文，周以文而废忠质也。且忠质文皆道也，忠者道之性也，质者道之才也，文者道之情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圣人知损益之道，而知百世之后，圣人之圆融也。彼申韩之言势变，申韩之权诈也，而非圣人之道也。言损益，则有继有废而有立；言势变，则无继有废而无立矣。圣人之言损益，非申韩势变之陋，抑非俗儒循旧之迂也。五四之祖申韩而言变也，谓圣贤之道，中夏之文不足继，而尽取西洋之学以乱国，破而不立，可谓烈矣！道德者，亘古今而不可变也，岂因世变而可废哉！上古竞于道德，而上古亦重智力也；中世逐于智谋，而中世亦不废道德气力也；当今争于气力，而当今亦不废道德智谋也。道德、智谋、气力缺一不可，欲恃一以争天下，未有不亡者！惟有畸轻畸重耳，譬如世尚商而贱农，而可以商代农废农哉？韩非之论，苟从世俗之论也，申韩以之贼道，五四以之毁文，不可不正也！若谓子贡说齐而鲁削，而史载子贡说齐以伐吴，而破齐灭吴霸越以存鲁，则抑非之杜撰以强合其法术之论也。
（四）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批曰：治国者，德威耳，而德必为主，德者常也，德以抚民，民怀之；威者变也，变者治民，民畏之。畏者缚于威势耳，而固诚服之耶？而德使民诚服之也。假使威势减，而民怼其上矣。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有不畏死之民，法尚可治乎？德不济，则以威辅之，仁义以为教，刑法以为治，圣人之经权也。教与治岂可混耶？教与治俱重，而必以教为先，教者所以息乱于未有，而治者所以定乱于已生也。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韩非尚法治可也，奈何轻仁义之教化耶？
韩非尚势，谓以孔子之圣，而怀其仁义者七十二人，而鲁哀公之不肖，鲁国境内莫不为臣，孔子以无势而屈为哀公之臣。势者，诚治国之资也，无势，虽有圣人之才，无所施其能。而顾可重势轻义耶？桀纣之势非不盛也，而禽于汤武；秦王之势非不强也，而亡于刘项。有势而无义之足以亡国也如此。孔子有义而无势，北面为哀公之臣，逐于三桓，而固天下敬仰，七十二子诚心悦服，为万世师表，愈于桀纣、二世之丧身亡国而负恶名多矣。假使孔子乘诸侯之势，则将如文王之王天下；居天子之位，则如尧舜之平天下矣。哀公而有孔子之仁义，亦遽不尔哉？尚谓义之不及势乎？义势之分，而必先义，务势则义亡，义亡则势亦将失矣。
（五）
（六）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批曰：甚矣韩非之崇功利也！彼欲以法定取诛赏罚，法一而令明，而法固不可恃也，以儒者乱法，而法弊，则法其乱道乎？法者治国之器也，非常用之道也。且古有三立，曰立德、立功、立言，则有尚贤、举才、尊学，贤以立德，才以立功，学以立言。贤者，人之师表，以正风俗者也；才者，国之栋梁，以造福利者也；学者，教之渊薮，以育人才者也。德以正功，功以弘德，言以济功德。德功言三相济而可成至治，奈何韩非欲崇功而废德言乎？所谓“�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仁义者，贤者所以立德也，人不可无德，如国之不可无法也，德以正功，誉有德之士，于功何害？若专尚功，而德者不誉，人皆趋于功利，而无道德，法虽严，而犯者愈多，德义之防坏也。而无德以为正，则有才者以多杀人为功，敛财盗利以为功，立功愈多，而民愈怨，怨之不可忍，则叛其上矣，而功反为害也。功者所为利也，离德则为害，然德之不可废也明矣，而言誉德则害功，愚而谬者也！文学者，立言之士，言以为纲，纲以为法。国不可无法，法以立国，而法由何立？贤者立之也，而孰整之？文学整之也。非由贤者立之，则法为恶法；非由文者整之，则法令不明。以法者为德生，而抑由言明也。
父攮羊，而子证之，似直而非直，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何也？隐非诬，非以皂作黑，以左为右，但默而不言耳。若言父之窃，则为贼恩而伤亲；言父之不窃，则为庇亲而乱法。默而不言，不伤亲，不乱法，岂非直者？父攮羊，天下自有证之者，何待子证之？子而证之，其有何心？以告父示己之尊法，大公无私耶？外示直而心已不直矣。父子至亲也，以教相长，而不可以法施之于父子之间。子告父，而赏之，则父视子为仇矣，而父子之恩绝；子告父，而杀之，则人视亲之大于法也，而国之法乱。君子之于此，不赏之，抑不杀之，禁之可也。而韩非奚欲引为君之直臣耶？欲奖子之告父乎？奖子之告父，则奖天下之相告也。子之告父，贼恩之大者，且子而欲告父，其心不可问；子而忍告父，其情不可思。父而可告也，而长吏孰不可告也？父而忍告也，则君而何不忍叛乎？有不肖之子怨其父而诬告之，而吏听之，是奖子之卖父也，奖子之卖父，亦奖臣之卖君矣。则非以防奸，而以导奸，韩非尚法者也，则明法令以束下，听人之告，适足以乱法也。至若孔子以败北之民孝父而赏之，则抑韩非之杜撰以诬圣，不足辩者。
其谓公私不相容，不可两立，亦为偏也。公私不相容，以私害公，而公灭私也，善治者私者归私，公者归公，则何为不相容耶？爱亲亦私也，知其爱亲之道可也，不伤人以爱亲；公者非欲灭私，而所以保各人之私，生也，财也，皆私也，而公法所保者。所谓私者小而亲，而公者大而尊耳，必欲对立，私不能保，而公亦何以立？若斩敌以威敌，拔城以强国，而功也，非德也；慈惠以安民，廉爱以教人，而德也，非功也。功显而利大，德隐而泽远。明主赏有功，而贵有德，则将尽其才，而民亲其国，奚为不可治，而曰国乱主危耶？若赏有德而贵有功，则为乱矣。赏有德，是以利诱德，而人皆饰廉以求赏；贵有功，是以战劝功，而将皆矜功而恃贵，诚韩非所当疾者。
（七）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批曰：呜呼！其言贤智为粱肉之贼道也！汉季崔虱祖之，譬德教除残为梁肉治疾，而启百年严酷之政，忠厚之不复于三代也，韩非之毒流后世不绝也！今之人犹曰：“衣食足则礼义兴。”今之世，人多丰衣足食矣，而明礼义者其几？而谓所治之急不得，则缓者非务，其以贞信礼义为缓乎？信者，立国之本也。子贡问政，而夫子必曰信为先，食犹后。信者，人与人相与之道，失信则民不信君，君不信臣矣，国将何立乎？而汲汲于功利，虽致富强，而成贪戾之国，衣食愈足而礼义愈坏矣，人争于利也。义与利有大辨焉，义以立人，利以厚生，而君子必先以义，人立而利正也，利正则生可厚也，若不知义，而务于利，则利之所及，害之所至，而启竞利之习，何以厚生乎？利非急也，义非缓也，务急于利，利得而义亡矣，义亡而利亦不久也。
若夫重赏严诛以使奸臣不欺，而法固不可恃也。雄主可驭奸臣，而若为昏君，其何以使臣不欺乎？君以法威臣，而臣以法自饰，二世亦重赏严诛，而欺于赵高，则法之不可恃也明矣。且使其不敢欺，而未必无欲欺之心，教之以贞信，人固不欲欺也，岂不胜于不敢欺乎？
若曰“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此尚言贱行之过也，则力其行可也，而欲废言，则有善言不闻，矫枉过正矣。今韩非言法术亦言也，岂不欲君主闻之？则非之言亦可废也。而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尤乱道者也！仁义以为教，刑法以为治，各有分也，仁义不可以治恶，而刑法可以劝善乎？以惩恶者劝善，犹以伐木者修宇也。以法为教，而法僭，法僭则教衰矣。吏者治民，以吏为师，则吏僭，吏僭而师道亡矣！韩非昌言于书，而李斯决行于天下，以成秦之暴政，坏百年之俗，酷矣哉！
（八）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批曰：其言有臣借外力自重，张仪挟秦之强以居魏相也。曰从衡非所以持国，破事大救小之陋说，韪矣！齐魏事秦而终不免于地削以至国亡也。国贵自强，而外力不可恃。其曰：“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亦足以明苟安之弊矣。恃我之足以自强，而不恃敌之不我攻，纵横之术，可行于一时，而不能行之长久，说客以此取富贵，而亡人家国，非尽之矣。南宋循苟安之术以事金元，而终不免于沦亡，其以自安者，其所以自危也。国强且不忘危，弱国而可忘危乎！韩非斥恃外力，持苟安之说，则吾所同也。韩非者，韩之公子也，韩弱而为秦欺，非欲图国强，而尊法术，彼有爱国之心，可敬也。而专尚刑法，不惜贬弃仁义礼文，刍狗黔首，非未以此强韩，而遗之秦王，以成秦之一统，亦流千年专制惨刻之毒，矫枉过正而为大恶也。
（九）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批曰：其言商工之害，官爵可买，是也，又有饰仁义辩说以干人主而取富贵者，庄子称儒生以诗书发冢，此不肖儒生所为也，而固不可以儒为蠹而欲除之。荀子，非之师也，儒者也，亦以为蠹而除之乎？而曰称古者皆为私，后诸生议秦之政，而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观非之书，贬仁义，欲废书简，而崇法教，以吏为师，呜呼！则焚书坑儒之恶，赢政、李斯行之，而韩非导之也！非亦非不知德之可贵也，而以世乱，处争伐之际，力为其急，德为缓者，激而毁仁义礼文，而不知力不可急，急之则成贪戾；德不可缓，缓之则丧廉耻。德者亘古今而不可无也，非以世乱而可废德。德不务，而急功力，虽能致强，而终以强自敝，秦为殷鉴也。故曰急功近利，未有善终者。且道德仁义，强之于本者也；刑赏农战，强之于末者也。强于本者植，强于末者折。韩非以慈惠为仁义，而固不知仁义之本，在立人，人立而国可强也。仁以安天下，而赅智勇于内；义以制强暴，而摄利义于中。古之圣王，匿刑赏农战于仁义，民以内附，敌以畏服。《书》曰“觌文匿武”，此治强之略也，觌文以教民俗，而消杀伐之戾；匿武以养民力，而无内竞之凶，岂韩非所能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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