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

一、《大学》及其作者

《大学》位居《四书》之首，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从古至今，《大学》都受到极高的评价。汉儒郑玄《三礼目录》云：“名为《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朱熹《大学章句》)《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说：“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混编出来的。”(第十九回)。孙中山先生也对《大学》极为赞赏，曾作出如此评价：中国政治哲学谓其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外国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过，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

《大学》出自《礼记》，原本是《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宋代以前，《大学》一直从属于《礼记》，并没有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其后，朱熹进一步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位居“四书之首”。元代以后，《大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书目。

《大学》大概成书于战国初期。关于《大学》的成书时代，清代人崔述认为：“凡文之体，因乎其时……《大学》之文繁而尽，又多排语，计其时当在战国。”(《洙泗考信录•全录》)其成书时代大体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的战国前期。

关于《大学》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学术界似也无定论。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郑玄《礼记注》都说到了《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却都没有说《大学》的作者是谁。相传《大学》为曾子所作，《三字经》有“作《大学》，乃曾子。”由此，曾子作《大学》的说法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程颢曰：“《大学》乃孔氏遗书，需从此学，则不差。”“《大学》，孔氏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程颐曰：“修身当学《大学》之序，《大学》，圣人之完书也。”(《二程遗书》)受二程学说影响，后人多认为《大学》出自孔子之手，为孔子所作。然，“孔氏遗书”具体所指，程子并未说明。

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大学章句》)意思是说，“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按照朱熹的说法，《大学》是由孔子、曾子、曾子门人合撰而成。

另有学者则持“子思说”。南宋学者王柏认为，《大学》为子思所作。(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明刘宗周云：“汉儒贾达云：‘子思穷居于宋，惧圣道之不明，乃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今抽绎二书，《中庸》原是《大学》注疏，似出一人之手，而篇中又有‘曾子曰’一条，意其遗言多本曾子，而曾子复得仲尼所亲授，故程子谓‘孔氏遗书’，而朱子谓‘曾子之意，门人记之’，有以也。”(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43页)今人郭沂在《子思书再探讨——简论<大学>作于子思》(《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中将《大学》与《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为探讨《大学》作于子思的依据。

冯友兰提出《大学》与荀子有关的说法，说：“《中庸》大部分为孟学;而《大学》则大部分为荀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金建州在《<大学>的作者研究》(《语文建设》2012年第20期)中分析认为：“董仲舒作《大学》可能性最大。即使非出于他之手，也与其有莫大的关系。”

《大学》作者说法众多，影响最为广泛的还是朱熹的说法。胡治洪在《论<大学>的作者年代及其思想承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中指出：“朱熹将《大学》的作者坐实为曾子及其弟子的说法，是很有吸引力的。”刘光胜在《<大学>成书问题新探——兼谈朱熹怀疑<曾子>十篇真实性的内在思想根源》(《文史哲》2012年第3期)中对待作者说的态度值得赞同。他说：“与其各执一词，强行论定《大学》的具体作者，不如相信《汉志》的说法，认为《大学》出于七十子弟子之手，承认《大学》与曾子之学的密切关联，但又不把《大学》断定必为曾子弟子所作，这样的存疑更利于我们对《大学》主体思想的准确把握。”

二、大学之道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朱熹《大学章句》)“大学”相较于“小学”而言。“《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大学章句》序)《朱子语类》说：“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根据朱熹的解释，“小学”即“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之学。“大学”是大人之学，古人十五岁入学，学习伦理、政治和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

但不管是大学还是小学，儒家教人尊道而行的宗旨是一贯的。“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其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小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浅深、先后、缓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义利之分，判然如薰莸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学之士，必先有以自尽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习，俟其既长，而后进乎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是乃次第之当然，又何为而不可哉。”(《大学或问》)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开宗明义点出了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就是成人之道，其根本在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大学》“三纲领”。与“三纲领”相对应的便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通常所称的“八条目”。

先说“明明德”。前一个“明”是动词，谓明白、倡明之意;而后一个“明”为形容词或名词，强调儒家的道统。关于“明德”，杨伯峻在《白话大学导言》中说：“什么是‘明德’?我也翻了一些书，各有各的说法，实在难以找到证据来辨别是非，朱熹用孟子的性善来解释，文字上没有这样说，实际就是如此。(他的《大学章句序》作了暗示。)是否符合作者本意，也无法辨别。姑且听之任之。”在这里，“明德”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讲的价值体系，老子称之为天道、常道或天之道，孔子及其后的人们称之为道。“明德”是常道、是善端，它天然存在于人身，由于环境的熏染、欲望的制约，人们并没有发觉、认识到它。因此，需要“明明德”，需要突破外在和内在的制约，将“明德”激发出来，让人们明白、认识到“明德”，这也就是老子和孔子所说的“闻道”。

那么，怎样“闻道”，如何才能“明明德”呢?在“八条目”中，与“明明德”相对应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也就是说，“明明德”需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来实现，而最根本的是要通过“修身”来实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终其一点都是在修身，即个人修养达到完善的程度，也是《大学》中讲培养人的最高要求。大学之道、成人之道首先在“明明德”。“修身”志在“明明德”，就是要在价值体系上来一个觉醒，生发出更多的闻道者。

关于“亲民”，有宋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朱熹说：“程子曰‘亲，当作新’。”(朱熹《大学章句》)他赞成这种改法。王阳明则表示反对，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传习录》)。当今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论。实际上，“亲民”更切合《大学》的理论体系，更符合其“三纲领”的逻辑。大学之道既是成人之道，也是儒家“入世”之道。从“明明德”到“止于至善”，即闻道者传道，将明德播撒到天下的过程。闻道者承担了播撒明德，将天下推向“止于至善”的责任。于此，闻道者必须“亲民”。那么如何“亲民”呢?在“八条目”中，与“亲民”相对应的是“齐家、治国”。因而，闻道者“亲民”就要饱有齐家治国的胸怀，身处于民，置身于未闻道者其间，建立起闻道者与未闻道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致力于传道、明德。“亲民”，说到底就是将明德普遍地施及于天下百姓，并使天下百姓都能体认到自己心中所具有的诚明德性。如此，再去施之于人，推己及人，最终达到平天下的境界，实现“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即达到极完美的境界，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的境界。“止于至善”，孔颖达释为“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礼记正义》)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解释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王阳明释“至善”为“性”，即本性，人类的本性是纯善无恶的，“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传习录》) 。至善之性是人类的固有本性，所以“止”就是一种对本性的复归，“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 (同上)尽管解释各异，但其内在是一致的。“止于至善”与“八条目”中的“平天下”相对应，是大学的终极目标。“明明德”、“亲民”，最终都是实现“平天下”的目标，要明明德于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通过道德的启发与养成而达到并保持人类最高的善，共同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

“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朱熹《小学辑说》)尊道而行，把握《大学》的三纲领，志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才能理解大学，参透大学之道、成人之道。

(作者：宋振中，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