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箕(右)与堂弟黄绍第合影
黄绍箕墨迹
黄绍箕诗集《鲜庵遗稿》
黄绍箕《蔘绥阁文集》
黄绍箕诗文俱佳，是晚清诗文名家之一。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评黄绍箕诗：“举止稳藉，语有称量，极似《广雅堂集》。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书中称其《游黄州三游洞诗》数章最工，皆能守唐宋诸贤矩矱者也。”
清史馆传稿评论黄绍箕文：“古文奄有水心、士龙、龙川之长，于止斋尤近。骈体文兼宗初唐，不专主汉魏。”
黄绍箕以“本中国教法，参考东西洋学制”主持撰写我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史》。他率领各省提学使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本想大干一番，但却不幸卒于任上。临终前几天，黄绍箕仍在床上批示公文。
逝世之后，湖北学界送殡者达千多人，其他各省也有闻讯停课以志哀思。在国外，黄绍箕的声望也较高，日本学界推尊其为“仲尼后一人”，帝国教育学会推举他为“汉学统一会”名誉会长。
家书中的孝子
在温州博物馆的馆藏中，有黄绍箕写给其父亲黄体芳的家书手迹三通17桢，红色信笺，行草墨书。书信起首称“男绍箕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其尾为“男绍箕跪禀，媳张氏同叩。”拳拳盛意，令人动容。
当时正值中法战争后期。清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黄绍箕抵京销假后，在京都把得到的消息写给江苏学政任上的父亲黄体芳。
从写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年初的书信来看，其内容涉及中法战争的战场，有援台二轮被轰沉的真相，镇海之战；广西镇南关失守、收复；台湾二刘不和；张之洞拨军饷给刘永福；张之洞对张佩纶马江战役失事的看法，以及清廷谋求与法议和的种种迹象等等。
另一封写于光绪十一年二月初五(1885年3月21日)中说：“安禀之延不早发，电报之隐不上闻，男实愧恨无他，此后当痛除此弊，以期自赎。”可见黄绍箕面对父亲的责备，做了深刻的检讨和反思，并做了保证“当痛除此弊”。并在此封家书中回答了父亲提出的许多问题。
同是这年的清明(1885年4月4日)，黄绍箕在给父亲的书信中提出自己的书法习字的问题：“可庄、弼臣邀作试帖之课，弼臣转请人阅而不肯言其姓名，批语颇多中肯，多做当有益处。试赋俟改就，即当寄呈。白折进境极少，颇觉着急。”
信中所说的包弼臣出生于书法世家，诗、书、画俱佳，至50岁时“包体”已达成熟。其风格为笔墨酣畅，痛快淋漓。
这些书信上的文字，为史学家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价值，更难得的是，可以在信中看出父子间的亲情。
从话桑楼到飞云阁
清光绪十七年(1882年)，黄绍箕的父亲黄体芳从任上退下回乡，来到瑞安安心静养。他想辟一处可雅集畅饮、吟诗诵赋并可供奉乡贤诗人牌位的地方。
这念头与王岳崧、胡调元等几位离官回瑞的雅士们不谋而合。于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们共同出资在瑞安小东门外买了几亩桑田，建了3间小楼，周边设围墙，次年春天竣工，取名“话桑楼”。
“话桑楼”借用唐孟浩然《过故人庄》里的“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诗意，楼外的围墙大门上题篆书“丰湖别墅”。
此楼建成几个月后，黄体芳与王岳崧的母亲却相继谢世。有人说“话桑”与“话丧”谐音，不吉利。同年，黄绍箕返乡，开始赴丧守制，又把自己的字改为“鲜庵”，改话桑楼为“飞云阁”。 “鲜庵”取自《诗经》中“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的意思。
鲜民犹言孤子，黄绍箕表示要永远做一个居丧的孤子了。
旧学与新制，日本东游的见闻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朝廷裁撤学政，改设为“提学使”，新的“提学使”的出现，成了刷新各省教育体制的关键。
为了提高新任提学使对学堂教育的见识，学部组织提学使考察团，赴日本考查学务。这一事件与近代中国制度变革、中日关系都有着重要关系。
黄绍箕任湖北提学使期间，首度提倡设省学务处，并选派优等生30人去日本攻读师范，回国兴办新学，培训教师数千人；还带头捐俸两千金充湖北省小学经费。
时任湖北提学使的黄绍箕与江宁提学使陈伯陶等人商议成立三日研究会，以商榷一切，尤其是“筹议整顿学务之大纲”。除了研究学务之外，他们“拟将京师各学堂遍为参观，事毕方为定期出洋。”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十五，黄绍箕为团长的提学使考察团乘轮东渡，其他如连甲、姚文倬、沈曾植稍晚也从上海东渡出洋。
黄绍箕带领提学使及随员来到日本，“先由野尻视学官讲日本教育之沿革，继由田所参谋官论欧美教育制度与日本之比较。”他详细地记录了提学使在日本的活动行程。
考察团惊叹于日本学制的完备，作为团长的黄绍箕言之最切。回来后，他奏称“此次东渡观学，加意访查，并于政治所关，如裁判、警察、税关、银行等处，略经浏览，见其学制完备，人才众多，男女无不识字之人，官商无非成学之士，其全国实业学校已有三百余所，近更发帑资助，益图扩张，国势盛强，殆难臆测。”
然而，之前的日本是：“三十年前变法之初，则教员之缺乏，财政之困难，人情之群起阻挠，办法之屡见疏失，以视中国情形殆有过之，全赖政府极力主持，文部尽心经划，所有学员皆切实奉行，始有今日。”
黄绍箕的奏报称：“办理教育宗旨，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务使人知爱国以挽浇风，士皆成材以应急用。”可以说，他既看到日本富强与教育的关系，又能对比中日之间的差距及追赶上的可能。
当年，黄绍箕所率各省提学使赴日本考察教育一行，被日本“汉学统一会”推为名誉会长。日本考察归国后，他患病不起，临终前数日仍手批公文，辞世后湖北学界送殡者数千人，各省纷纷致哀。
诗文书法多佳作
黄绍箕与父亲一样，一生从政，他们都是广博精深的学问家，在晚清的知识群体中，算得上是佼佼者。
他热衷于经世之学，诗、文、书法造诣很深，尤其精通于金石鉴赏。在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中，他指出其疏失十余条。除此之外，他还通训诂，习史记。
黄绍箕与孙诒让最为友善，相互支持，人称“二仲先生”。孙诒让撰《墨子间诂》成书后，读者多苦其奥衍，惟有黄绍箕的评校，并举正十余件事，十分精确，又在其书作跋文。
此外，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时，孙诒让曾给黄绍箕书信，托其为平阳黄庆澄推荐。黄庆澄曾经创办《算学报》，为中国最早的数学专业期刊。
黄绍箕还曾与刘崧英、陈寿彭等译辑《种植丛书》一册，有活字印本，提要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又著《汉书艺文志辑略》、《楚辞补注》，均未成书。
民国三年(1914年)，冒广生取黄绍箕与黄绍第的遗稿，合而刻之，取名《二黄先生集》，收入《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丛书》。1921年，杨嘉收集黄先生遗稿，合而编成《鲜庵文辑》一卷。1931年，黄群刊刻《二黄先生集补遗》，收入《敬乡楼丛书》。
黄绍箕的诗文俱佳，是晚清诗文名家之一。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评黄绍箕诗：“举止稳藉，语有称量，极似《广雅堂集》。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书中称其《游黄州三游洞诗》数章最工，皆能守唐宋诸贤矩矱者也。”
清史馆传稿评论黄绍箕文：“古文奄有水心、士龙、龙川之长，于止斋尤近。骈体文兼宗初唐，不专主汉魏。”
汪国垣(辟疆)《近代诗人小传稿·黄绍箕》中讲：“仲弢博学工文辞，善鉴别书画。尤爱才好士……既少承家学，又为广雅入室弟子，工骈体文，兼精于金石书画目录之学。诗不多作，有作亦不自珍惜，散落殆尽。今所传之《鲜庵遗稿》，吐语蕴藉，卓然雅音。其七言古诗尤兼有庐陵、眉山、道园之胜。虽不隶河北省，而诗学典赡雅正，足为广雅、篑斋张目，故列入河北诗派。”(记者林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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