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箕画像，选自民国时期《清代学者像传》
黄绍箕墨迹
黄绍箕夫人及家庭
在市区小沙巷“比户书声”牌坊下读书成才的黄家子孙中，成就最大者，当属黄绍箕。十年寒窗苦读指向金榜题名。他继承父业，从进士到翰林，后任湖北提学使，并成为张之洞的侄女婿。
黄绍箕与晚清书家沈曾植、著名诗人文廷式、末代状元张謇等合称“后清流”；被晚清蕃臣左宗棠誉为“一代伟人”。张之洞对黄绍箕十分器重，向朝廷举荐人才时，首先推荐黄绍箕，称他“志远方长，治事缜密，中西学术均能贯通，熟于郡国利病，外洋政事。”
黄绍箕致力于教育兴国活动。京师大学堂筹办之际，虽然张元济任总办，黄绍箕为提调。但由于张并不到位，一切筹划大多出自绍箕，他成了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的主要创办人。
黄绍箕受到西方先进的思想影响，接纳维新，支持变法，加入强学会，主张国家富强，民族自强。
戊戌政变失败，黄绍箕告知康有为局势危险，建议康有为易服出京，后康有为在英国官员帮助下逃往香港，得幸免遇害，《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此事。黄绍箕逝世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作长诗《哭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黄君仲弢》悼念。
“克绍箕裘”，
他继承父业成为“后清流”
黄绍箕生活于内忧外患、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晚清时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作为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以名士之衔走上了一波三折的维新思想之路。黄绍箕继承父业，是其中一位很有活力、积极谋求教育兴国的身体力行者。
黄绍箕的名字出自“克绍箕裘”。“克绍箕裘”是什么意思？与黄绍箕又有什么关系呢？
“绍箕”两字，典出《礼记·学记·卷十八》，源于“克绍箕裘”一语。“克”是能够；“绍”是继承；“箕”为扬米去糠的竹器，或者畚箕之类的东西；“裘”为冶铁用来鼓气的风裘。“克绍箕裘”这个词用来比喻能继承父、祖的事业。
事实上，黄绍箕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步入政坛的他，继承父辈清流遗风，同沈曾植、文廷式、张謇等人被称为“后清流”，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
翻开文化名人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著写的《卖艺人家：黄氏兄妹相册》一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百年之前黄家的脉络。
光绪六年(1880年)，27岁的黄绍箕参加会试，殿试得二甲第六名进士，入翰林，选庶吉士、散馆、朝考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历任会馆编纂修提调、京师大学堂总办、编书局译学馆监督、湖北提学使等职。
父亲黄体芳是晚清朝廷里“清流党”的第一人，儿子黄绍箕也“克绍箕裘”，成为“后清流党”中的第一人。
记者在查看著名作家高阳的《慈禧全传》时，还发现有一段关于黄绍箕与父亲黄体芳的“清流”故事。
“新近由江苏学政卸任回京的兵部左侍郎黄体芳，觉得忍无可忍，决定上奏纠劾。所纠所劾的是谁？当然不会是慈禧太后，也不宜参醇王。黄体芳跟他的儿子黄绍箕细细商量，决定拿李鸿章作个题目。”
帮康有为成功出京，免遭慈禧毒手
政治上，黄绍箕主张变革维新，他很赏识康有为、梁启超、林旭等维新派，尤其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他经常同黄遵宪、张謇等人抨击时弊，清廷屈膝求和，黄绍箕愤怒异常，联名上书反对议和，提出一系列的建议，主张抗战。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时就得到黄绍箕的帮助。当时康有为的身份是监生，不能给皇帝直接上书，但可以通过国子监长官代递。黄绍箕把他引荐给国子监祭酒盛昱，本来盛昱已经同意代递，由于国子监监事大臣翁同龢的反对而作罢。当时康有为不像后来那样出名，生活上也比较困顿，黄绍箕还多次给以接济。康有为十分感激，把他视为知己。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第二次“公车上书”后，为了网罗志同道合的人士宣传，推行维新变法，在北京、上海成立强学会和保国会。黄绍箕当时正在张之洞幕中，在张之洞的授意下，黄绍箕、梁鼎芬等8人同康有为一起赴上海筹办强学会，黄绍箕参与议定章程，并成为上海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黄绍箕参与强学会的章程议订，还和其父黄体芳及其堂弟黄绍第列名会籍，以示援倡。黄绍箕又出任保国会常任议员、宣讲员，推动维新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袁世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黄绍箕，因其交游广、信息通，事先获得时局将变的消息，在紧要关头不顾个人安危，向康有为预通消息，劝其易服由山东出国，勿经天津。使康有为成功逃出北京，免遭慈禧毒手。
与张之洞是师生也是亲戚，代呈《劝学篇》
张之洞与黄绍箕父亲黄体芳是同榜进士，得殿试一甲第三名。曾任两广、两江总督及督办商务大臣等职，是晚清后期朝廷重臣。早期，黄绍箕曾授业于张之洞门下。
光绪十年(1884年)，黄绍箕因前妻亡故，续张之洞兄张之渊之女为妻，成了张氏的侄女婿。从此，俩人在师生之谊上又加上一层亲戚关系。戊戌政变六君子被杀后，他常向张之洞进言，不要株连搜捕维新人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维新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推行新政。与此同时，慈禧也采取对策。光绪帝既想变法维新，又无所措手足。正在这一微妙时刻，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黄绍箕以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并奏言：湖广督臣张之洞撰有《劝学篇》，持论近实平允。
据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记载：“1898年7月19日，黄绍箕入对，光绪帝面谕，近来议论，于中西各有偏见。黄绍箕即奏言，湖广督臣张之洞撰有《劝学篇》，持论近实平允，尚无流弊，于是进呈。”
1898年7月25日，光绪皇帝“详加披览”，发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张之洞的《劝学篇》，有人说实际上出自黄绍箕、辜鸿铭之手。写作目的“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本书既为光绪皇帝所接纳，又为慈禧太后所欣赏，体现了双重色彩。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风行海内，行销不下200万册。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作为张之洞的侄女婿，张之洞对黄绍箕十分器重，张之洞向朝廷举荐人才时，首先推荐黄绍箕，认为他“志远才长，治事缜密，中西学术均能贯通，熟于郡国利病、外洋政事。”
阅读背景
黄绍箕(1854年-1908年)字仲弢，黄体芳之子，父亡后更字为鲜庵，清末大臣。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旋升侍讲。历任四川乡试考官、武英殿纂修，为清流健将。
1888年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交往甚密，助其上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因遭到顽固守日者的非议而有些畏缩。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遂又与侍读学士生战甚力的文廷式等人上书抗议。严厉指出：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国。后来，他参与上海强学会的发起筹备工作，并与梁鼎芬等草拟章程。
1898年授翰林院侍读学士，以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奉命饬下各省督抚学政，广为刊行，实行劝导。戊戌政变后，升左春坊庶吉士，派任京师大学堂总办。对史志目录深有研究，按班固《汉书·艺文志》原本，辑刘向、刘歆《别录》、《七略》佚文，复综历代史志，旁采诸家书录，收集郑樵、章学诚二人之遗，以20年之力编成《汉书艺文志辑略》。
自幼仰承父训，于书无所不览，其藏书处“蓼绥阁”有书1100余部，珍本亦有100余种。逝后藏书捐赠温州图书馆，有9295册。孙延钊在《二十年来之籀园图书馆》一文中，曾记有捐书之事。著有《广艺舟双楫评论》、《中国教育史》、《鲜庵遗集》等。(记者林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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