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圆强笑着说：“告诉你一个笑话。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偎着我的脸。我梦里怕是假的。我对自己说，是妖精就是香的，是妈妈就不香。我闻着不香，我说，这是我的妈妈。但是我睁不开眼，看不见她。我使劲儿睁开眼，后来眼睛睁开了——我在做梦。”她放下电话，嘴角抽搐着，闭上眼睛，眼角滴下眼泪。
我心上又绽出几个血泡，添了几只饱含热泪的眼睛。我想到她梦中醒来，看到自己孤零零躺在医院病房里，连梦里的妈妈都没有了。而我的梦是十足无能的，只像个影子。我依偎着她，抚摸着她，她一点不觉得。
她鲜花般的笑容还在我眼前，她温软亲热的一声声“娘”还在我耳边，但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没有了。
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滓杂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跨进门，店家正要上闩。
我初住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自从失去阿圆，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锺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我但愿我能变成一块石头，屹立山头，守望着那个小点。我自己问自己：山上的石头，是不是一个个女人变成的“望夫石”？我实在不想动了，但愿变成一块石头，守望着我已经看不见的小船。
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房的床头。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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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30日，钱钟书住院到1998年12月19日去世，爱女钱媛是1996年1月18日住院到1997年3月4日去世，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而《我们仨》中的钱钟书被一辆黑车接走是去北京医院，开会，实际是住院，船，是钱钟书在北京医院住院的病房，号头311，是病房的房间号。客栈是指三里河寓所，在船上一天天漂移，是指钱钟书病情很重，一天天走向人生终点，探视时，太阳照在前舱就得离开，其实是作者每天上午探视，下午回家做彼此的食粮(钱钟书又不能进食)，作者每晚在客栈做梦的内容，是钱媛每晚和她通电话讲述的实际情况，“万里长梦”是指钱钟书住院共计1600天，杨绛说“我做了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这一部分主要讲述了，杨绛先生的女儿钱媛和丈夫钱钟书先后离去的情景。
阿圆离开前心里最惦念的依旧是父母，而杨先生为在女儿生病期间不能陪在女儿的身边感到愧疚。孩子是母亲身上的一块肉，孩子去了，母亲就如同从身上剜去了一部分，真是痛彻心扉，牵肠挂肚。
杨绛先生用朴华无实的语言，把这段痛苦的经历写的如此真切，仿佛历历在目，看的我泪眼婆娑，但现实肯定比这个还痛，心痛这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古驿道，人一生的路程，三个人一起在这条路上相互关心，互相包容，彼此关爱，现在却只剩下杨绛一人，孤单寂寞伤心。面对如此苦难，她不是一味地报怨，情绪低落放声大哭，一蹶不振，而是坚强地写出如此作品，把情感用来寄托，带着美好的回忆活下去。可能每个人生都会面对各种苦难，希望我们也能从容地面对。
家人还在时，家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如今家人不在了，它也只是歇脚的客栈了。人生苦短，当家还在时，请珍惜吧，不管是一个多嘴的老婆还是闹腾的孩子，你都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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