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梦庆幸有你— —读《我们仨》
杨絳先生的文字不矫情。
九十二岁高龄写《我们仨》的时候，更加澄澈自然，平实而朴素。
三人同行的六十年风风雨雨，山重水复、天涯相依乃至生离死别，全都沉淀成了清清淡淡的文字，汇成深千尺的潭水，俯过身去，就能明澈地照见自己本来的模样。
这种文字完全没有逼人的气势，不热辣不婉转，不颠簸不激烈，不用一个字来形容情深如许，但每个字却都是感情浸泡而成，读来总有一种让你眼眶发酸的滋味。
都说人生如梦，《我们仨》就是一场“万里长梦”。
《我们俩老了》——浅睡中的幻梦
不足两页的文字单独成为一部分，因为这是预言，进入“我们仨”共度这场万里长梦的路引。此时杨先生的梦里总是与钟书先生走散：
“梦中凄凄惶惶，好像只要能找到他，就能一同回家。”
这时的梦还总能醒来，看见“钟书在我旁边的床上睡得正酣呢。”还能听到钟书先生的安慰：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
《我们仨失散了》——醒不了的梦魇
“这是一个‘万里长梦’。梦境历历如真，醒来还如在梦中。但梦毕竟是梦，彻头彻尾完全是梦。”即使用了四年的时间来平复伤痛，杨先生依然在开头用了这样一段文字。
这一部分用了象征离别的古驿道来作为隐喻，采用魔幻现实的手法来叙述失去两个亲人的过程。
本应是最深刻的记忆，却写得隐忍含蓄而节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于最痛苦的记忆，宁愿它越模糊越好，想起来总是碎片，拼凑不成完整的样子，或者打心底里也不愿再次直面。
也许通透如杨先生，依然希望这只是一场梦魇，醒来依然卿卿如晤，屋里还有“我们仨”。从阅读的感受来说，我也愿意作者将残酷的现实以这样是耶非耶的笔触表现出来，将压在心里那块大石头挪开。
“走上古驿道”是离别序曲。
开篇的旋律欢乐而美好。
“我隔着他的肚皮，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我忍不住也笑了。三个人都在笑。”
一个电话瞬间将这美好打破，钟书先生住上了随时可以泛舟远去的船，杨先生住进了孤旅寄居的客栈，阿圆一程一程前来探视，长亭复短亭的离别已然到来。
“古驿道上相聚”是离别变奏曲。
杨先生用自己变做的梦来谱写阿圆的离别曲，从轻灵渐至沉重。“我睡着就变成了一个梦，很轻灵。”“我的梦不复轻灵，我梦得很劳累，梦都沉重得很。”
两个至爱亲人重病，杨先生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她只用了这样一段话来表述：
“堤上的杨柳开始黄落，渐渐地落成一棵棵秃柳。我每天在驿道上一脚一脚走，带着自己的影子，踏着落叶。”
现实、梦境加上回忆，有时间有地点要素齐全的写实手法，读起来却总有种虚幻之感。
“古驿道上相失”是离别悲歌。
依然用一个一个梦来叙述阿圆的离去。“我得找到她。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重的梦。”“我每晚做梦，每晚都在阿圆的病房里。”“阿圆呢？是我的梦找到了她，还是她只在我的梦里？我不知道。”
这是一个梦魇，那些隐忍的悲痛，是心上绽开的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我不敢做梦了。可是我不敢不做梦。我握着钟书的手，一再对自己说，梦是反的。”
失去阿圆后，杨先生这样描述自己的悲痛，“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
“我上楼倒在床上，抱着满腔满腹的痛变了一个痛梦，赶向西山脚下的医院。”
从来用笔简洁隐忍的杨先生，这一部分的语言达到了她最大限度的激烈，一位痛失爱女、心上流泪的母亲，怎么发泄自己的悲痛都不为过。
可是，还有病中的钟书先生需要她照顾。于是她对钟书先生说，“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心挂肚肠，以后就不用牵挂了”。读到这里，总是为那种柔软中的坚强心酸不已。
后来，驿道上满地落叶的时候，一程一程告别的钟书先生也彻底离去了。“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痛到极致，日暮途穷羁旅倦客的心境，大概也就只剩这一句话了。
对比多年以前，杨先生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原来，无法诉说也无人诉说，才是最深切的悲痛。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只愿长醉不醒的美梦
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第三部分是借回忆进行的失散后的重聚，这些回忆，泛着金光，是让人想一再追逐、洒满欢乐的浪花。
如果《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是整本书里压城的黑云，《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就是阳光下一幅幅充满情趣的温馨画卷。
生活里的点点滴滴都充满了乐趣，杨先生最擅长这样的文字，简洁平实，充满画面感，寥寥数语就能让你从平淡中咂出幸福的味道，而且是一种十分接地气的幸福。
关于“我们仨”共同度过的六十年，杨先生有一段很准确的总结：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圆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在知情识趣的人眼中，所有的日常琐事上都安放着温暖情意和十足趣味。
伦敦留学期间的“我们俩”，散步都是“探险”，两个厨房白痴不厌其烦进行着各种厨艺冒险，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我们不断地发明，不断地实验，我们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我们玩着学做饭，很开心。钟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他用浓墨给我开花脸，就是在这段时期，也是他开心的表现。”
有爱的滋养，怎样艰难拮据的环境里都能开出花儿来。
这种幸福，会让我想起王小波对他和李银河生活的描述：
“我和你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甜。”
后来，添了阿圆的“我们仨”，日子跌入尘土的琐碎里，快乐却在生根发芽后茁壮成长。书里记录了很多关于阿圆的趣事，孩子的每一个成长足迹都印在母亲的心上，满心满意的除了惊喜就是爱。面对这个美好的小生命，怎么爱她都不够。
长达63年的时光，虽然杨先生着墨不多，但一家子经历过的悲欢离合、人世沉浮也依稀可见——养家糊口的艰辛、贫病交加的困境、不谙世故文人遭遇的人情冷暖以及“背后扎来的刀子”。
然而，怎样的苦都压不住快乐的甜。
“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快乐并不是比别人少经历磨难，而是无论在怎样的磨难中，都还能有捕捉快乐的能力。
离群索居的时候，去颐和园看植物、到动物园看动物吃饭、上馆子听人吵架，都是妙趣横生的场面。“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记不得谁说过，家是修行的道场。
“我们仨”也一样，在这个家里，彼此成就、各自圆满，完成了一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修行。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圆像姐姐、像妹妹、像妈妈，钟书先生像哥哥、像弟弟、像老师还像孩子，杨先生是母亲、是伴侣，也是一同玩闹的小伙伴。三个人的角色自由转换，只是没有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圆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曾经相逢，共同织就那一场不华丽却充满情意的万里长梦，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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