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薪族崛起与日本经济腾飞——《日本新中产阶级》读后
《日本新中产阶级》这本书，讲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社会中的新中产阶级，也就是工薪族崛起的原因，他们的崛起给当时日本的家庭与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以及这一变化如何奠定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迅速腾飞的基础。作者傅高义，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他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是哈佛的“中国先生”，同时也是一位深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这是一部“民族志”，以日本新中产阶级为核心，全面描述了日本东京近郊一个叫 M 町的地方在五十年代末的生活现实，并以此论述了日本社会的现状，前瞻了其未来的走向。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主体研究耗时两年，而随后傅高义及其夫人又坚持继续对研究对象进行跟踪研究，并先后两次将本书再版，对“十年后”及“三十年后”该地的现实与未来进行阐释与展望，因而整部作品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横跨了整整三十年。
日本的工薪族，在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工薪族就职的企业规模更大、更加稳定，可以对员工终生负责；另一个则是凭借着资历和技能，员工可以获得自动升迁的机会；最后是工薪族这一身份，在忠诚与能力两方面对雇员提出了要求，而这个标准恰恰与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谋而合。
工薪族在日本，主要指那些在公司或者政府机关这样的较大机构任职的白领人员。与它相对的，主要就是小企业里的雇员。尽管他们同样靠工资生活，但由于企业规模较小，他们的安全感与其说来自于小企业，倒不如说来自于雇主本人。这里面的稳定性就要差一些，一旦市场出现波动，或者雇主方面出现什么变动，雇员的生活也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而大公司的生活显然就要稳定一些。
关于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二战失利所带来的影响显然是根本性的。因为战争所导致的时局动荡，人们更希望谋求稳定，进而在稳定的基础上一步一步修复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大公司在客观上为就业者准备的两点体制性优势，即终身负责以及自动升迁，简直就是为战后的人们“量身定制”的。
而在主观方面，传统上的基本价值观经历了被否定，到调整，直至再次适应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
忠诚和能力，仍旧是评判一个人价值的关键，但人们所效忠以及展现能力的对象，已经由上级变成了群体。工薪族个人的价值乃至尊严，在这个群体中得以重新实现。当工薪族成为社会主流之后，首先使得进入大公司成为年轻人就业的首选，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找工作的竞争。而作为应聘时的硬指标，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成了年轻人寒窗苦读的唯一目的，甚至要让全家人一起为之付出和努力，一考定终身的状况由此开始。另一方面，工薪族的崛起，让一部分人不再对传统家庭有所依赖，家的传统概念越发式微，新型的核心家庭越来越常见，并且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
而对于核心家庭而言，它需要夫妇二人共同参与经营才能维持。而丈夫作为工薪族，需要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中，因此妻子在家里的核心地位就得到了确立。尽管女性仍需要为家庭而操劳奉献，但这种付出，已经从传统家庭里的命令，变成了核心家庭里的责任，女性也由此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也为日后女性的解放埋下了伏笔。
工薪族的稳定，所带来的自然不只是可观的经济效益，还有意义深远的社会效益。二战失利，自然对日本的社会制度和信心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由大公司引导进行的战后重建，很快就为日本社会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工薪族的崛起，则是在个人层面，让更多人看到了美好未来的可能，而他们井然有序，并且愈加富裕而充实的生活，也成为新时期理想生活的标杆。
光明未来近在咫尺，社会制度自然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另一方面，工薪族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增强个人信心的同时，也必然导致社会信心的恢复，并且在随后的60年代，尤其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时达到了顶峰。
工薪族的崛起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但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在价值观念上的创造。日本的战后恢复，离不开美国提供的援助，而美国对战后日本的扶持，使得日本人一度处在十分矛盾的价值观念之下。也就是不肯丢弃，又无法继承的传统，与在当时代表着先进与开明的西方价值观的矛盾。
随着工薪族的实践，这一矛盾迎刃而解。因为工薪族的成功，正意味着两种观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融合。工薪族作为一个群体，既拥有日本传统价值观念里的忠诚品质与集体观念，同时也从西方价值观念里汲取了追求卓越、效率至上等内容。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复合型价值观，引导其不断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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