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汪先生经常一起去吃饭，因此也得以了解一些他在深圳的工作经历。汪先生比我年纪略小些，来广东工作的时间也短一点，却也经历了很多职场波动。
原来他大学毕业后曾在几个小厂工作，但是因为工资低，于是总是跳槽，和很多那个时候毕业的大学生一样，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
于是后来他终于到了到了一家大型的代工巨无霸台资企业上班，这个台资企业在龙华有很大的工厂，有超过30万员工，另外，在大陆很多城市都有工厂。汪先生上班的工厂不在龙华而是在观澜。却说他在观澜工厂工作一转眼满了四年，台资厂由于管理很严格，工资也不高，所以人员流动性也很大。与汪先生同期一起入职的同事大多离开了，如果顺利的话，汪先生下一步就该升任课长了。这课长是台湾企业的说法，来源于日本公司的称法，就是一个基层的主管，具体负责部门日常事务的管理，比这个职位再高一些的是经理，可是在台资厂里经理职位都是由台湾人担任，有些能力差一点就当副理，而大陆人能力很强的也只能当个副理到头了。并且那些台籍的经理（台资企业内部称台湾干部，简称台干）个别人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总觉得台湾人比大陆人高一等。汪先生眼看就要当课长了，可就在那年他所在的部门订单骤停，所有部门的工程师技术员都要转岗到其他事业群去，于是，汪先生的课长梦泡汤了。
汪先生于是了离开观澜那个工厂，随后来了沙井安托山，也是在这里我结识了他。那个电子烟厂有差不多七八千人，也是大厂了。我们所在部门的那个总监是个马来西亚的小伙子，和我年纪不相上下，人很和善，握手的时候他那厚厚的手掌握得很用力，让人感觉他是很真诚的人。他允诺我们说，工厂的订单越来越多，不出半年将会是急需用人之际，到时我们每个人都可当经理。于是我们士气高涨，天天加班挑灯夜战。
可是转眼两个月过去了，我们发现流水线的工人天天不要加班，之前的夜班也取消了。后来办公室里有了传闻，说老板要裁员了，特别是入职未满半年的都要离开，我和汪先生很是忐忑不安，因为那个时候经济形势很差，很多公司都冻结招工。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又过了两周，公司的裁员名单发出来了，我和汪先生的名字都赫然在列。
于是我们前后离开了安托山。我回到了松岗，我在那里一个叫做潭头的城中村租了一个单间，在那里继续找工作，有时在网上投简历，有时出去市区的人才市场看看机会，九月的深圳还是盛夏，天热得让人不愿出门，但手头没有工作也是无聊，于是每天在网上投递简历，有公司打电话就去面试。就这样持续了差不多三个月，终于接到广州一个电子厂的面试邀请，这个工厂在黄埔区的萝岗一个叫做赵溪的村子附近，是个美国公司，有一万多人，是个大厂。有一日，我正在赵溪村站台等公交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汪先生打来的，他问我找工作到了哪里，我说我在萝岗，他很惊奇说，我也在萝岗呢，他告诉我他在科学城一个生产连接器的工厂做事。于是在这通电话之后的一天，他和另外一个同事驾车来了赵溪村，我们在村里的饭店一起吃饭，说着分开之后的种种经历。
在科学城这个工厂两年后，公司订单骤减，公司再一次人员分流，汪先生不愿意到处转来转去，于是辞职去了东莞虎门北栅一个连接器工厂。据说最近他最近常去爬山，爬到山顶还做几首古体诗发朋友圈，颇有雅兴，我还与他附和了几首。后来他又告诉我他爱上了骑单车，成了驴友，还说要骑单车去拉萨，想着他如此颠沛流离的生活还要去拉萨，我自叹不如，心里对他生出无限的敬意。想到我们这些年的颠沛流离，工作遇到的的艰辛和波折，感叹于我们这群来自农村在大城市打拼的屌丝琐碎卑微的人生，估计这也是很多漂在深圳关外以及珠三角的打工者的现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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