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收录在她的成名作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中。这篇小说以一个11岁女孩的视角，描述了其从自身对作为女性身份的否定， 渴望通过施展和模仿男性行为而得到家庭中代表男性权威的父亲的认可，并最终以失败和放弃告终的全过程。
“我”极度渴望向“父亲”寻求联盟并得到“父亲”的认可，我会唱《男孩丹尼》来确认自己的男性身份认同，我会因为用父亲的水桶干活并比弟弟干得好而备感自豪，会在父亲对陌生的饲料推销员称呼自己为 “新雇的帮手”而激动得都红了。 父亲的认可在“我”的心中是作为人的最佳存在意识和价值。 “我”不想被认定为“女性”，因为母亲作为女性在家庭中从一开始就是隐性的不重要的。
“女孩并非我当初所想像的，不过是我的身份而已，而是我不得不变成的一个角色。它是一个定义，总是与强调、责备以及失望联系在一起。它对我来说，还是一个笑话。”
“我”在他人或明或暗地反复地对自己性别的提示下，顽强地反抗。比如，被奶奶教育“不能用力甩门”、“坐下来时，双膝要并拢”时，故意用力甩门和难看的坐相“让自己获得自由”。甚至，她意图通过观看“杀马”这种残酷的“仪式”进一步证明自己，结果，即使她强装镇定可还是发现了自己与“父亲”和“弟弟”在对待“杀马”的差别性情绪反应。老马的死亡无疑对她刺激很大，那个场景反复闪入她的脑海，虽然并没有强烈的恐慌和反感，但“我”仍然感觉到“对爸爸和他的工作有了一种全新的谨慎态度，要保持距离的感觉”。这种对男性身份的怀疑和犹豫，在另一匹老马弗洛拉要被杀时彻底爆发了。“我”最终第一次违抗了父亲的命令，站在了弗洛拉一边:“当她超我跑过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大门敞开”。
至此，“我”彻底放弃了与父亲结盟的愿望，男性身份的自我认同迅速消退，“我”开始布置梳妆台，开始停止唱显得“愚蠢”的《男孩丹尼》，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开始承认了自己是女性的事实。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成为女人，不是自然为之， 不是作为身体， 而是作为受禁忌和法律制约的身体，才意识到自身，自我完善。 ”因此，女性应该怎么做，成为什么样，决定权从来不在自己手上。 在杀老马弗洛拉的过程中，“我”对老马产生了同情而放了它，弟弟却在这种杀戮中发现了自己的力量。“我”因为被揭发感到羞耻流泪后，父亲用一句“她只是个女孩子”彻底断绝了“我”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抗争。用她自己的话是“他说的一句话，永远赦免了我，也放逐了我”。赦免了我，因为我是女孩子，放逐了我，因为我只可能是女孩子！
在整个故事中，男性成了“我”自我判别的绝对的评价主体。 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提出：女性的概念和自然的概念，都是父权制社会的产物。人类社会传统的二元划分法将男性和女性、 理智与情感、人类与动物对立开来，认为男性强于女性，理智胜过情感，人类优于动物，所以“我”终将败给长大的“弟弟”，狐狸和老马终将被人类圈养杀戮。 “我”对老马和狐狸的同情， 被认为是女性特有柔弱的情感，是父权统治者们的耻笑对象。 对于统治者而言，动物的生命不重要，因为“我们活着就需要它们死”。 女性作为男性社会的陪衬，其生存空间也是被圈定好的。“我”的命运与老马和狐狸的命运一样，毫无自主选择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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