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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讲述了清末的晋商乔致庸大起大落的一生，在清末战火纷飞的背景下，创造一系列的商业传奇。其中也引发了一些思考，记录一下：
一、商人的角色
当谈到历史上的成功的商人，我们会想到范蠡、吕不韦、胡雪岩，这些商人不仅仅因为财富，而且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主角。封建王朝的财富积聚需要通过商人来完成，也是创造劳动岗位的重要方式，但“士农工商”还是把商排在了最后，从管理学角度来说，古代华夏帝国奉行农业为立国根本，同时，基于农业模式，推行编户齐民的管理模式、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而商人的存在，往往会对这些模式产生破坏作用，从根本上来说，对农耕帝国的稳定统治，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商人的管控，关乎到农耕王朝的统治根本。为此，历代的华夏古代王朝，都尽量打压商人的地位，保证其势力不会做大。
法家代表韩非子指明了君主重商抑农，放弃耕战强国策略的后果“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耕战之士少而商贾之民多，种地当兵的人少了，做生意的人多了。问题出现了，春秋战国还处在农耕文明时期，农业是社会财富与物资主要来源，也是国防军事重要的依靠。从人类生产文明和经济形态发展史中可以看到，生产文明越高人的要素性越弱，资本的重要性越强。按照这样的理论农耕文明时期，“人”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主要要素，所以耕战策略就天然地成为强国之策，且是唯一的策略。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策略的重要性和历史价值，秦国依靠耕战和法治完成了天下一统的历史伟业。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笑到最后傲世不倒的就是道儒法三家，而儒法皆源于道，最终还是道家（自然主义）成为唯一的获胜者。儒家如皮肉，装饰了我们的外在美与人相处；法家如骨架，支撑起我们立世向前进；道家如大脑，灌输智慧让我们生存下去。
商业有种自我发展的动力，是任何观念和权力抑制不住的，特别是到明清以后，商人的实际地位已经不那么低了，出现了一种士商合流的趋势。
二、商道-商业的核心逻辑
从乔家的发家史来看，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商业模式：
1 创业
乔家始祖乔贵发，祖居祁县乔家堡，因其父母双亡，早年常为人帮佣。乾隆初年与秦姓结为异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开始在包头开厅合成当铺做伙计，稍有积蓄，便转到开草料铺，兼销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杂货。二人苦心经营，生意日见起色。但后来又一度亏赔，几乎歇业。乔只好回原籍种地，留秦姓守摊。乔回原籍后娶积氏为妻，后续李氏。
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粮食丰收，秦氏趁粮价低时购存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秦把黄豆出售，获利颇丰，便把乔从原籍叫来共同经营。乔秦二人把店移到东前街，开设客货栈广盛公，乔秦二人当上了财东。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倒卖“买树梢”蚀本。所谓“买树梢”就是当农民急于用钱时，将其青苗作抵押，商号借钱给农民。广盛公这次“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幸当地往来业户支持，议定将广盛公欠款缓期三年归还，使广盛公得以苟延残喘。到三年结账时，广盛公不但还清了债款，而且大有余利。秦、乔认为此乃复兴基业起点，便把广盛公改名复盛公。乔氏以在中堂、大吉堂、进修堂、德兴堂名义，秦氏以三余堂名义，在复盛公共投资白银 3万两，业务仍以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兼营酒、衣服、钱铺，买卖日益兴隆。
2、贸易
过去茶叶和丝绸是两样最赚钱的商品，乔致庸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冒着巨大风险重新疏通了茶道，重新打通了福建武夷山区至中俄边境的买卖城恰克图约4500公里的茶道，重新整合了茶商、贸易伙伴的资源，重新占据了茶叶贸易的有利位置，也为后面开辟新的领域提供了基础。茶叶其实也属于需要龙票的特许经营的行业。乔致庸先从水家借银子，再借龙票（茶叶特许经营凭证），顺利完成了商业资源的整合，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茶叶和瓷器里来是我们的大宗出口的主要货物，因为战火的原因，水家的国际茶叶贸易也断了很长时间，同时也给了乔致庸重启茶道的机会。
3、票号
票号不同于此前的钱庄，也不同于后来的银行，算是银行出现以前的一个过渡产物，所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票号赚钱最多的业务莫过于汇兑，乔致庸也正是站在了票号汇兑的风口之上，这才能够如此轻易、疯狂地利用票号敛财。金融总是比实体更容易赚钱，没有生产和运输周期，没有地域限制，只要有信用支撑，最怕的是挤兑，乔致庸也是在老丈人的支持下顶住了同业前辈“日升昌”的压力测试，才能立足与发展。乔致庸的票号被授权做政府税银等生意，是乔东家站到人生巅峰的原因。后面户部的银行办起来了，也是乔东家没落的原因。票号按照生意类型也有三种，政府，商人和百姓。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使用银票的方式，完成朝廷的银子的收入与支付确实是一个创新，当然也是乔东家发迹的主要原因。对于在不同地方往来做生意的商人，票号也是一个安全方便的选择。
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
4、商业的本质
商业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商品的流通的经济活动，是一种有组织的提供顾客所需的商品与服务行为。商业兴起于先商时期的商国，形成初期是以物换物的易物方式进行的社会活动。 后来发展成为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商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商业是指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而狭义的商业是指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营利性事业。 把握商业的本质，创造价值并在价值交换中实现剩余价值（利润），这才是永续经营的王道。商业的本质就是实现价值的交换，而这个价值的交换，既有空间上的交换，也有时间上的交换。
“货殖”是指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史记中的《 货殖列传》中蕴含有朴素的投资观念和经纶济世的经济智慧。太史公对经济贸易本质的解析一共分为三层价值增值关系，并在文中层层递进、细分解析。这三种价值关系正与《资本论》中对商品价值与资本运作的解析如出一辙。《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理论模式中，以时间维度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而《货殖列传》是从古典经济学的人性与自然规律角度分别从需求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三个方面解密资本增值的奥秘。
在诠释了符合天道的东方经济学理论之后，太史公又将价值的概念加入了人力增值的概念，并鲜明的指出：贫富之道乃人性的根本权益，如何利用财富之道促进商品的流通和贸易，同时上富国，下利民，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本原。在这段中太史公虽未用过多的笔墨，一针见血指出“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这个劳动力价值增加的奥秘。
5、团队激励
乔致庸建立新的东家与掌柜的关系，充分考虑绩效、分红和养老，充分调动了各大掌柜的积极性，使得马荀、高瑞和阎维藩等优秀职业经理人充分授权，才能最终打造出乔家的商业帝国，这些掌柜的实操能力往往远胜于乔致庸，在不同的领域支撑乔家的繁荣。
三、乔致庸的人设
1、儒商
儒商，源于儒家思想，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客的楷模，商界的精英。在普通的场景下，儒家思想与经商盈利是很难融合的，也是儒商很难做的原因。乔致庸具有读书人的理想，但作为商人，其实大部分时候的实操是不成功的。如果没有孙茂才，这样的“小人”的主意，很多关都过不去的，如开始的包头高粱霸盘等。后面的欠饷告状等桥段，其实也都是书生意气的体现，真正的读书人或者商人都不会那么做的，增加了小说的戏剧性而已。疏通茶道、开银号都是风险巨大的事情， 孤注一掷也是大部分商家都不会选择的道路。 小说中的水家的水长青，虽然从私德和格局担当的角度来讲，并不好；就做生意而言，知道下注乔致庸去开拓茶道，最后还能给元楚留下600万两银子，支持收回阳泉矿山，最后的一点力量也算用对了地方。
2、家国情怀
作为读书人，乔致庸的家国情怀也是突出的。为了支持国防，带头高标海防捐；为了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冒了巨大风险重新出山，垫资筹措军需，组织晋商组团支援新疆战事。对于家庭而言，乔致庸的欠账有点多，因为官司、银号纠纷和茶道，不仅仅是老婆和岳父一直在支撑，而且用尽了最后一两银子和最后一口元气。儿子也在开拓商业帝国的过程中牺牲掉了，全家人圆了乔致庸的情怀。
3、货通天下和汇通天下
对于“货通天下和汇通天下”的理想，乔致庸是付出最多的人，也是收获最多的人。商业帝国是随着国力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不是商人能解决的问题。在税收中使用银号事关国家命脉，用有形势需要，不用也避免为商家掣肘。真正的商人是要能够看清天下大势，因时而动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有新的需求出来，站在风口上，就是最快的赛道。
四、 商业信用的价值
1、包头高粱霸盘商战
生意要靠信用支撑，有大佬背书。大局靠东家乔致庸，操盘靠孙茂才，信用用足，商业操盘能力一流。
庄家对庄家。乔家的复盛公在包头是最大的商号，其次是达盛昌的邱家。到了乔治广这代，复盛公做高粱霸盘（也就是垄断生意），乔治广做了一半，骑虎难下，不但搭进了全部家财100万两银子，还借了50万两银子的外债。关键即便如此，想要收尽市面上的高粱，至少还得100万两银子。而此刻如果乔家认栽，不做霸盘了，那么收进的高粱再退回市场，没人有实力吃得进，那就是彻底血亏，倾家荡产。这也是为什么乔治广一病不起，最终一命呜呼的原因。
信用背书，资产注入。二爷乔致庸回家主事，初入商界，得孙茂才辅佐；最决定性的事情就是乔家和太古首富陆家联姻，从陆家借回来的100万两银子，成为转变的胜负手。 乔致庸到了包头，首先高调宣布借的相与们的50万两银子暂时不还，而且要继续做霸盘，那就是让股东和相与们都宽心，乔家倒不了，家里还是有钱。陆家如此信任乔家，还敢把女儿嫁给他，把银子借给他，完成了信用背书。
放利好消息，拉高出货。还利用了陆家的人脉，京城的山西相与们也开始风传“朝廷要西北用兵”的消息，这是孙茂才专门针对邱家做的局。当邱家开始拼命对标收购高粱的时候，乔致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悄悄出货，把高粱都高价卖给了邱家，完成了拉高出货的操作。
抄底，翻盘，握手言和。邱家像当初乔治广那样，把先前从乔家赚来的昧心钱搭进去不说，自己身家的也搭进去了，甚至准备举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在乔致庸一个天大的局之后，终于翻盘成功，乔家和邱家的角色实现了逆转。而乔致庸并没有像邱家逼死乔治广那样，而是主动上门道歉，和邱家修复关系。又以低价买回来一大部分高粱，使得邱家不因霸盘导致资金链断裂而死，获得一部分流动资金。在邱家看来，这是乔致庸给自己留了条生路，邱老东家自然感恩戴德，不复与乔致庸作对，包头的山西相与们的关系也修复如初。
2、重启万里茶道
因太平天国中断的茶道，乔致庸集资 并利用水家的龙票，重新疏通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
当年，“万里茶路”开拓者南下北上重要的祁帮代表离不开乔致庸。他南下武夷山收购茶叶，逐步开始包山头种植茶叶，在福建建立茶叶加工基地，最终集种植、采摘、加工、运输于一体，以武夷山下梅村为起点，逆长江北上，带着驮队、工人们一路北上，转换驮运方式，穿越沙漠，一路运到归化城即现在的内蒙古、蒙古、俄罗斯，开拓了国际商道“万里茶路”。
当时，太平军在南方作乱，导致原先的茶道受损，也就是南方的茶，运不到北方去了；而且，当时匪患严重，官军不作为，在加上南方作乱，根本就没有人，敢去疏通茶道。在当时，乔致庸已经意识到疏通茶道的巨大商机，通过下面操作完成了万里茶叶之旅：
1）机缘巧合得到了原先一个商人的茶道路线图，这样他就知道了，疏通茶道的路线。
2）本金和许可；乔致庸，分别从水家、原家和邱家，借到了数万两银子，还有茶叶经营的龙票。
3）清军和太平天国通行许可，让胡沅浦和左中棠为在清军控制区通行提供了帮助，雇佣刘黑七当保镖。
最后，乔致庸安全地从南方贩茶回来，并把茶叶远销到内蒙以及俄罗斯。晋商本来就有到俄国做生意的基础，得到清政府公开允许后，便积极利用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大力开展对俄贸易，并将此路延伸到欧洲，其中主要以茶叶为主。此条商路成了与“丝绸之路”齐名的“茶叶之路”，也成了晋商的发家之路。
小结
乔致庸当年提出来的汇通天下和货通天下的想法是很有远见的。不论是在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的世界，商道也在新时代的历史舞台上开始了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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