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方镇》:唐以方镇亡天下，然原其本末则不然。安禄山凭方镇而起，乃制乱者亦藉方镇。其后析为数十，势弱兵单，方镇之兵不足相制，黄巢遂决裂而无忌。然则唐之所以亡，由方镇之弱，非由方镇之强也。

黄宗羲认为:唐以方镇（藩镇）亡，非亡于方镇之（过）强，（而）由方镇之弱。黄宗羲见解谬误之一在于:唐之方镇并非不足以制黄巢式流寇，方镇节度使养寇自重挟持朝廷，才是黄巢式流寇躲过无数次剿杀，得以横行天下的根本原因。

明之遗民，有感于明无唐之方镇，致流寇之祸蔓延，最终无可遏制。宋祖视唐与五代之藩镇节度使为洪水猛兽，但是明之遗民视明末辽东式战区为吞噬白银与财政之无底洞，心仪安禄山自给自足的唐式藩镇。
刘仲敬在《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之《历史的黎明》篇指出:制度的成功经常构成制度解体的主因。（刘仲敬非将此论点套用到众所周知的明清之帝国末世，而套用于封建邦国极盛之商周）

制度的成功，往往是制度解体的主因。唐之方镇，非宋祖定义之洪水猛兽，但是也不一定如明之遗民黄宗羲所定义的救世良方（黄谬误之二）。正如刘仲敬《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之《蛮族的世界》所说:帝国（东亚大一统帝国）的生存逼于刀锋般平仄的平衡，只有极其敏锐与审慎的政治家才能掌握这种危险杂技。由于政治家无法永远敏锐与审慎，该发生的事情早晚还是会发生。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明末清初，享誉于晚晴民国。梁启超说：“梨洲（黄宗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象平平奇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孙中山曾抽印《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分发给同志，以鼓励发动推翻清王朝的暴力革命。

《明夷待访录》里例如：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诸如此类的文字，非常适合晚晴民国的维新派与革命派，用于诱导与煽动民众。梁启超精通本国历史，难道梁启超从《明夷待访录》的文字里，真的发现黄宗羲已经具有所谓的民主启蒙观?激进无知的革命青年也许接受这种舆论诱导，但是以梁启超的史学积淀，则绝无可能。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梁启超等人截取《明夷待访录》碎片化的文字，将其解释与安放于维新与革命事业的宣传造势运动中。

晚晴民国将《明夷待访录》与所谓的民主启蒙构建关联性，其荒谬程度类似于孟子说过“民为贵，君为轻”，后人就生搬硬套的认为孟子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学者。孔孟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无异于预见世界末日必将降临。孟子“君为轻”的“君”，不是早已被诸邦国视而不见的周天子，而是诸邦国的国君。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邦国，程度不同的迈向公孙鞅的秦式道路，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无异于走上“改旗易帜”之邪路，对于类似秦孝公及集大成的秦始皇式君王，孟子才会发表“君为轻”之论。本质而言，儒家知识分子视匡正君王为己任，就这点而言，黄宗羲与孟子没有本质差异，而儒家知识分子所谓的“匡正”的标准，基本都指向春秋战国之前的三代，也就是孔孟认为世界末日尚未降临之前的时代。宋代的司马光也说过“三代以下，风化之美，未有如东京（东汉的洛阳）之盛”，说明直至宋代，经典儒家不忘初心。

儒家的不忘初心具有递减的特征，唐宋科举取士之后，儒家知识分子早已忘记其祖先的理想。正常情况下，儒家知识分子只能发挥匡正的本能，希望大一统帝国的君王维持合适的暴政水平，也就是说，儒家知识分子至多只能反对“错误的个人”，而不可能反对“错误的制度”。黄宗羲在这方面纯属异类，《明夷待访录》的逻辑，显然大大超过正常的匡正范围，黄宗羲看起来反对的是制度，而非个人。古为今用，梁启超如获至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