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日知录》

顾炎武《日知录》

顾炎武《日知录》曰:“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
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

势之所必至。秦虽欲复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而谓罢侯置守之始于秦，则儒生不通古今之见也。”

顾炎武追根溯源，郡与县，实乃封建末世君主觊觎领主土地与权力之产物，秦行百步，六国行五十步而已。

“知”与“行”在史学体系中的关系，类似于经济学体系里经济调节杠杆与失业率通胀率的关系，同一时空范围内，永远不可能同步。

历史学的奥妙在于，史学叙事永远支持多种解释逻辑或解释体系。如果按照类似钱穆《国史大纲》或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的叙事逻辑，在基于“历史进步论”的基本前提之下，“历史的车轮与潮流不可阻挡”，秦王朝奠定东亚大一统郡县制的基本格局，符合“顺昌逆亡”之原理，孔子哀叹“礼崩乐坏”，预见世界末日必将降临，只能说明孔子属于旧世界，公孙鞅、赵高属于新世界。

如重置历史叙事逻辑，以“大一统郡县制是东亚万恶之源”为基本前提，六国行五十步，秦行百步的“行”，超越了时人普遍认知水平的“知”。东亚大一统帝国以郡县为早熟之标志，犹如少年超乎想象的提前拿起老人之拐杖。垂死文明的明清末世，早已将僵化理解与等同于稳定，嗤笑君主无权、领主如村民械斗之封建式邦国（例如日本幕府时代），殊不知前者提前绝缘于现代文明，而后者于不知不觉中提前穿上文明之甲胄。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之科场:科场分南卷（55%）、北卷（35%）、中卷（10%），此调停之术。夫北人，拙于文辞声律。况又更金、元之乱，文学一事不及南人久矣。愚幼时《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後见庸师应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欲令如前代之人，参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数百年不得一人。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

科场考卷分南北，非考卷不同，而是定南北之（录取）分配比例:南卷（南方考生）占录取总人数的55%，北卷（北方考生）占35%，中卷（西南考生）占10%。从分配比例看，貌似倾斜于南，实则不然。顾炎武指出，此乃调停之术。唐宋之后，南方后来居上，但北方是传统政治中心，欲顾及与维护北人之利益，将北方录取比例确定为不低于35%，由此可见，如无此规定，北方考生连35%的录取比例都达不到。
北方的传统，在于经学（儒家经典），但科举以文章取士，原本就是为了打压与稀释北方门第世家之舆论影响力，更兼北方自五胡乱华后多次经历族群替换，胡化倾向严重。因此，顾炎武说:北人，拙于文辞，更经金、元之乱，文学一事不及南人久矣。

顾炎武又说:自己自幼本经俱读全注（顾是南人），但北方则有全不读者。如果要求（北人）如同前代人一样，读透经典及知道得与失，也许几百年都找不到一人。（欲令如前代之人，参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数百年不得一人。）
顾炎武最后说，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侧面验证北方从“赵魏多名儒”，沦落为“河朔尽夷狄”（唐人论点）之境地。北方之真实处境，正如与顾氏同期的王夫之论及“华夷之辨”之观点。王夫之客观理性、但万般无奈的指出:华夏与夷狄之划分，非以血缘（血缘划分，会涉及到纯种汉人究竟在哪里之敏感问题），而（只能）以文化划分。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及官田问题），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顾炎武《日知录》:
“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渐十九也。考洪武（明太祖）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明成祖定都北京），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指出:朱明王朝没有对苏松之官田（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合理的处理，成为日后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见于顾炎武《日知录》。

顾炎武《日知录》又说:
“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愿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矣。”

顾炎武说国家“徒有重税（苏松地区）之名，而无征税之实”，这种苏松重税政策，一方面与苏松为江南鱼米之乡，产出多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朱元璋认为苏松乃元末明初与其争天下的张士诚的大本营，因此对此地施行惩罚性税收。

刘仲敬认为，明王朝将最大的负担压在浙绅一方（这就是宣传部门歌功颂德的大一统），启动了长达五百年（明清两朝）的官田重赋和偷税漏税传统。明王朝的政策，造成苏松在明清进入“拖欠、偷税、减免”之恶性循环，但是也因此使苏松地区，成为北京朝廷宣传“皇恩浩荡”、“减免税收”的重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