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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氏是伯夷、叔齐之后，也是楚国望族。春秋时期荆楚申氏名人云集，除了“哭秦庭”的申包胥、“抱得夏姬归”的申公巫臣、“鞭笞宋昭公御戎”的申舟等等，还涌现了一大批先知式的人物，远见独到进退有方，比如申叔时、申无宇……
申无宇，又称芋尹无宇，春秋楚灵王时大夫。申无宇的存在，与同时的大夫椒举（伍子胥祖父）一并像“穷奢极欲”、“汰虐自用”的楚灵王的两面镜子。但他又以超然区别于“以功著称”的椒举，终灵王一朝，人们往往只看到申无宇的先知式“预言”，如影随形。
楚灵王，单从谥号便可得到一串诸如“乱而不损曰灵”、“好祭鬼神曰灵”、“不遵上命曰灵”等等的差评。在传说中，还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朝中一班献媚之臣，把一日三餐减为只吃一餐，等到一年后皆营养不良，“朝有黧黑之色”。
作为“先知”的申无宇大夫自然不会这么短视。
早在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年），还只是以公子围的身份担任令尹的楚灵王，为了扫除谋篡晋位的障碍，诛杀了大司马蒍掩而抢占了他的家产。申无宇便预言：
“王子必不免。”公子围一定不能免于祸难。
他的理由很简单。
如蒍掩之“善人”，是国家的栋梁，其所任大司马又是令尹的辅助与君王的手足，而公子围作为辅佐楚国政事的令尹，不但不对“善人”加以封植培养，竟“绝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体”而为“祸国”之行，还有比这再大的不吉利吗？
公子围的“祸国”之行当然不会因为“先知”的预言而有所收敛，两年后更是弑君自立为楚国国君。
丘明先生也让申无宇的预言“快进”到前538年。
楚灵王在四处讨伐中率领诸侯攻吴灭赖，把赖国迁往鄢地，又将许国迁入赖国境内，并在那里筑城。灵王的洋洋自得，又一次让申无宇忍不住坦言楚国祸难的开端“将在此矣”。
他从楚国连年征战中的“对诸侯招之即来、攻城无不可、筑城无反抗”，看到了强势表面下的隐忧。在他看来，楚灵王作为君王如此为所欲为，民众难道能安居乐业吗？
“民之不处，其谁堪之！”
如果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而导致“国将不国”，任谁也无回天之力！
以“霸主”自封的楚灵王却根本无法顾及这些，他甚至在前531年不顾诸侯调解攻灭蔡国，杀了蔡国世子用来祭奠冈山。“先知”申无宇仿佛看到了失却民心的灵王的末路，断言“王必悔之”。
然而，就在同一年，申无宇对楚灵王却有一次直面劝谏，只不过其效果如对牛弹琴，也许“先知”权作了一回“死马当活马医”吧。
楚灵王在陈地、蔡地、不羹修城，派公子弃疾去做蔡公，而问及申无宇“弃疾在蔡，何如”，申无宇先以“择子莫如父，择臣莫如君”回复，在举完郑庄公在栎地筑城安置子元而使昭公君位不稳、齐桓公在谷地筑城安置管仲却到现在还使齐国获得利益的例子后，“先知”继续名言迭出：
“臣闻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在外，羁不在内。”指出维护政权稳定应谨遵古训，即五种权贵人物不处边境，五种无权势的小人物不入朝廷；亲近之人不在外，寄居之臣不居内。
接下来直接点明公子弃疾与右尹郑丹正应此忌，因此劝灵王需稍加戒备。
楚灵王不以为然，他认为国都城墙高大坚固足以依靠。申无宇又耐心例数了郑昭公被杀于京栎之地、宋国子游被杀于萧亳之地、齐国公孙无敌被杀于渠丘、卫献公被从蒲戚之地驱逐等等，从而指出国都城高池深无济于事，正所谓树枝大了必定折断，尾巴大了必定不以摇摆。
“先知”因此为后世留下一组“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成语，却未能让自以为是的灵王参透个中道理。
申无宇的《左传》之旅到这里正式谢幕，他最终也没看到楚灵王在公子弃疾之乱里的结局，更没有预见到由于儿子申亥的“愚忠”而引发的家族悲剧。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或者故为伏笔，或者只为反衬申亥的愚忠，丘明先生还记述了之前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是发生在楚灵王还做令尹的时候。他越礼制作了一面国君才能使用的旌旗，有一次打猎时被申无宇看到。申无宇当即把旌旗的飘带斩断，并直言：“一国两君，其谁堪之？”——后演化为后世集权政治的“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理亏的公子围最终没有深究。
第二件是楚灵王即位后，申无宇因为守门人逃进章华宫中，执意要进宫抓人，被守卫官员以擅闯王室禁地为由，将他抓起来交给了灵王。面对楚灵王，申无宇从“古之制”讲到“今有司”，甚而以周文王“盗所隐器，与盗同罪”衡量，推出国君如果窝藏包庇则与盗贼同罪。辞屈的灵王无奈赦免了他，并让他带走了守门人。
这两件申无宇以身体力行警戒于君王的往事，几年后被他的儿子申亥提及时，却作了另一种理解。
前529年，被封为蔡公的公子弃疾，趁楚灵王长期在外征战，率领陈、蔡、不羹、许、叶等地的军队攻入楚都，杀死灵王的两个儿子，另立公子比为君。
申亥便是在此时主动去追寻到了众叛亲离的楚灵王，他除了口口声声要报答灵王没有追究父亲两次触犯王命的所谓“恩惠”，将灵王领回家中让两个女儿侍寝，还做出了一件让后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的惊人之举：楚灵王自杀而死后，让两个女儿做了殉葬品！
对于如此愚蠢的、无情的儿子，泉下有灵的申无宇不知还能瞑目吗？
平心而论，申无宇的那些所谓“先知”的预言，包括申亥以为的“两次触犯王命”而对灵王的警戒劝谏，一言一蔽之，不都是基于“民之不处，其谁堪之”，基于国家的安定而推及百姓的安居乐业吗？在他眼里，忠诚于社稷与民众之安，要远远高于对于某一特定的人物的“绝对忠诚”！
骨子里“短视”的申亥参不到“先知”父亲的高度，注定被钉在可叹与可悲的耻辱柱上。倘或还有人为这种“愚忠”大唱赞歌，如果不是良心已经泯灭，便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其叵测之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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