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七连调查红蜘蛛的疫情时接到云南方面的电话。电话里说，杂志社的编辑看了我的简历和样稿，觉得不错，给了我主编的电话，让我打过去跟主编详谈。我组织了一下语言，拨通了号码。毕竟是在电话里，很多事情还不能确定，主编也不能确切地告诉我能不能被杂志社录用。通话的末尾我说，这样吧，我去云南生活一段时间，写一些稿子交给你，你看了稿子再决定。于是我交接了团里的工作，告别了大漠，告别了新疆。
火车从库尔勒出发，经过吐鲁番，哈密，过了嘉峪关，酒泉，张掖，在兰州换乘。到兰州是下午五点，下一趟火车是十二点的。也许是在沙漠里呆的太久了，走出兰州火车站突然觉得兰州城如此漂亮。我沿着黄河一路狂走，在中山桥拍了很多照片。桥上挂满了红灯笼，那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看到过的最鲜艳的色彩。心满意足后继续沿河狂走，兰州有好摇滚，我一路上唱着野孩子乐队或者低苦艾的歌。兰州，哗啦啦的黄河水向东流。在路上给了行乞的人买了一袋面包。
出了甘肃下一个换乘站是西安，在火车上看到雄伟的古城墙，仿佛能看到盛世大唐的影子。遗憾的是没有时间去长安城里走走，一朝看尽长安花。出了陕西经过成都，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已经使得人精疲力尽。好在路程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冬天的昆明下着小雨，温度很舒服。下了火车后一身疲惫荡然无存。站在火车站外想起之前昆明的恐怖袭击，觉得心里有些悲愤。火车站外不断地有大姐走到近旁问，小姑娘要不要。我微微一笑不回答。有一个大姐一直跟着我问，我生气地给她说，别跟我了，我喜欢男的。走出十多米远了，大姐喊我，哎，男的也有。
杂志社在南亚风情园，我拉着行李在南亚风情园附近转了一个小时，找了一个看似比较便宜的宾馆住下，进去一问价格，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告诉我，最便宜的145元一晚上。想转身出门，又觉得没面子。便一狠心，住下啦。安顿好之后我和主编通了电话，约定晚上十点钟在一个咖啡厅见面，会介绍另一个人朋友给我认识。
晚上九点半我准确的找到那个咖啡厅，进去后一眼就看到了主编，他也提前到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他的照片。握手寒暄之后，我们开始了正式交谈。整个交谈杂乱无章，我们想到什么聊什么，历史，民俗，摇滚，电影。聊到电影的时候，我说我比较喜欢独立电影。他问我喜欢哪些？我说了《背鸭子的男孩》、《盲山》、《盲井》、《小武》等等。他又问我，觉得《小武》好在哪里，我说了一些，但他好像都不甚满意。最后把之前在网上看到过的影评说了一遍，说这部电影拍得最好的就是小武被抓后，被警察锁在电线杆上，摄影师的镜头就像在场的观众一样用长镜头去拍他。主编听到这里，眼睛放出光芒会心地笑了。交谈到最后来了一位朋友，一位文化传媒公司的老总。这时主编才告诉我，就在我从新疆来云南的路上，杂志社已经招聘到一位合适的编辑，但是为了向我表达歉意，安排我在他朋友的公司做编剧。他朋友问我会不会写剧本，我斩钉截铁地说，会！他们给我半个月的时间写一到两个剧本，内容不限，如果可以的话就正式录用。晚上回到酒店，如果在这里写剧本，没有灵感不说，光房费就要用去一大笔钱，于是我决定去大理写剧本。
从昆明到大理的中巴车开了四个多小时，途中翻越了一座忘记名字的大山，山上云雾缭绕，公路两旁积雪成堆。下关下车后坐公交去往大理古城。车上一般是本地村民，陆陆续续下了一半人。剩下另一半是来旅游的。车上有一个光头，背着把吉他，拎了一个蛇皮袋，看到第一眼觉得此人满脸杀气。两天后我们成了朋友，才知道这是一个很优秀的吉他手，很文艺的一个老男人。
到了大理古城，我依旧在熙熙攘攘人群中拖着行李，寻找最便宜的客栈。整条街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走了三趟，最后找到一个六十一晚的。入夜，我在喧闹声和雨声中入眠。第二天我离开古镇往东走去，如果大理就是这样一个喧闹古镇，那么不来也罢。我出了古镇一直走了很远，视野开阔了起来。慢慢地看到了村庄，再走看到了湖。这湖便是洱海。这里不喧闹，视野开阔，往西能看到苍山，往东依着洱海。经过我精心考察，问了几家客栈，最后走进了一家名为木兰子的客栈。我进入后店长和家人正在吃饭，她们向我问好之后，问我吃过了吗？我说没有。她们说要不要一起吃，我开心地说好。一旁一位喝酒的大哥笑着说，你小子，还真不客气。
吃过饭之后，我跟主事的姑娘谈好了在客栈吃住一个月的价格后，将行李拿到房间，一旁的大哥说，你的包。他指的是我放在椅子上的背包。我说，没事放这儿吧，我一会就出来。大哥说，出门在外，背包不要乱放。我背起背包上了二楼。我住的房间是双人间，冬季是旅游城市的淡季，我便一个人在双人间里住着。放好东西后，我站在客栈门外打量周围。那位喝酒的大哥说，你的包。他指着我刚才随手放在凳子上的背包。他说，你小子，刚才给你说了出门在外，东西要随身带着。
这位大哥问我喝酒否，我答喝。问我酒量如何。我答，甚好。他走出门去小卖店买了两大瓶二锅头。我跟他坐在椅子上喝了起来。没有小菜，干喝。我们只是简单地聊着，聊我。渐渐地一瓶酒下肚，他打开了第二瓶。屋外夜幕降临，屋内光线开始昏暗。这样的光线下，适合讲故事。
大哥叫高建军，陕北人，房地产老板。来大理之前生意失败，近乎破产。他告诉我，突然之间没钱了，变成了穷人。答应要给儿子买的车，卖不了了。债主到处找他，他偷着跑到大理来，打算投湖自尽。他微笑着给我讲他身上发生的事儿，讲他怎么对不起老婆孩子，讲他计划着怎样自杀。白天的时候，他走进洱海，湖水已经没过腰部，不知为何他突然不想死了，突然转身上了岸。
夜幕彻底降临，客栈里来了一些客人，乐队也来了。那位我在来时路上遇到的光头，在台上唱: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这位歌手是一位很好的大哥。我们在一些老音乐里，继续喝着酒。老摇滚搭牛栏山，很容易上头。他说他联系了一个老板，那人在大理旅游，他去给他当司机。我说好，有了新工作就好。他说，自己会再东山再起。我说一定的。后来客栈的老板坐了过来。他扶着我的肩膀，呜呜囔囔地对客栈老板说，你能不能少收他一点住宿费，这是我弟弟，他年轻人没钱。
那晚的谈话已经记忆不了许多了。最后，他彻底醉了。十二点多我跟客栈的掌柜把他扶进房间。快睡下时，他让我拿张纸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下。他说自己出来时没带手机。他会收好我的号码，三年后给我打电话。我把号码写在纸上，折起来放进他的口袋。
那几天我过得很焦虑。一方面口袋没钱，工作没找落。另一方面，来自家人父母。在这里谈父母是禁忌。我认识的这些朋友，远离家乡闯荡江湖。内心深处对父母都有一种愧疚，也有怨恨。
直到深夜我才睡去。
第二天醒来时，已是中午。屋外阳光明媚，屋檐下山茶花开的很明艳。高建军坐在椅子上晒太阳。走近旁边看到他又在喝酒。不知不觉我又悲从中来。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不外乎去湖边散步，坐在屋檐下看姑娘，看书，晒太阳，看演出。晚上我和一位作家因为某一种理念而辩论。不再一一细说。
第三天醒来的时候，生活节奏已经正常：吃早餐，散步，写剧本。早上起床后我已发觉高建军不见了，但没有问掌柜。去散步时在湖边看到了他。他骑着一辆自行车，背着双肩包，跟在另一辆自行车后面。我看到他时，又惊又喜，他笑着对我努努嘴示意前面的男人。我意识到，这个人应该就是他说的新老板。我站在原地挥挥手说再见！
接下来的日子发生了一些故事，我认识了一些很好的江湖朋友。这里不再一一叙述，否则可以写一本书了。
离开云南后，我继续四处飘荡。后来我一度怀疑，我可能注定是一个失败者。我没能写出好的剧本，小说集也一直没能出版。我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城市，没有遇到一个爱我的姑娘。我去了很多地方也有了新的电话号码，但留给高建军的号码，一直用着。尽管再也不会用那个号码联系谁，但我一直让它保持通话。因为那个萍水相逢的大哥说，三年后会联系我。
无论我在哪里，备用手机一直放在床头，每天晚上我都会看看那个手机的来电信息。有时候看到未接来电，我激动地回过去，是搞推销的。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哎！时间过得真快啊，已经是第四年了。那个号码一直在保持畅通。我还是相信，未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未接来电，我回过去后一个男人说，我是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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