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每天的餐桌上都会出现与粮食相关的食物，但是除了政府还在谈粮食安全外，粮食不再是我们普通百姓最关心的东西。超市里琳琅满目的食物种类，显示出我们的粮食已经“极大丰富”。颗粒归仓不再是主流话题，光盘行动也只是一种时尚的风气。
以沉重的语气谈起敬畏粮食好像颇不合时宜。但是，我的母亲给我讲过的“挨饿”的故事，让我知道粮食是和生命紧紧拴在一起的。
饥饿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是件奢侈的事情了，更不要说“挨饿”了。我出生在70年代末的鲁西农村，家乡与河南一河之隔。我刚记事时，农村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经济状况慢慢好转。老百姓基本达到衣可蔽体，食可果腹。所以我的童年没体会到“挨饿”的滋味，我对“挨饿”的全部认知来自母亲的讲述。大概是受害太深，心有余悸的原因，母亲经常在饭桌上给我们讲“挨饿”的旧事。通常是在饭后一家人围着方桌小憩的时候，母亲每次必以“五八年挨饿的时候”作开场白。
因为五八年我们的家乡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田里几乎颗粒无收，饿死很多人，所以母亲讲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五八年。事隔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故事都模糊了，独有两个情节，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五八年挨饿的时候，我们家西边住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三个儿子，九个孙子孙女。十多口人，就指望三个儿子在生产队挣工分来养活。用少得可怜的工分换来少的可怜的地瓜干。地瓜干就是将生地瓜切成片状晒干而成。样子生硬而丑陋，硬的能崩断人的牙齿，涩的能划破人的喉咙。就像夏天干涸的池塘底部因太阳暴晒而卷起的泥皮。就是这种东西，也不够吃的，老太太让给儿子，儿子迁就孙子。终于，老太太熬不住病倒了，病中的老人再不能吃地瓜了，地瓜难以消化。喂她吃一点儿就吐一点儿。老太太临死的时候说：给我一口玉米饼子吃，我的病就能好。可上哪去弄玉米面哪？三个儿子含泪看着老太太咽了最后一口气。
有人说三个儿子真不孝顺，应了“穷儿不孝”那句老话。有人说老太太是心疼孙子们吃不饱，为省下一口吃的，故意把自己活活饿死的。 “穷儿不孝，穷娘不疼”，一句俗语包含着多少辛酸的泪水啊！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五八年。我们村共有陈、李、杨、郭、殷五姓一千一百余人，其中陈李两家为大姓，占了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我家便姓陈。本家有个早就出了五服的老爷爷，名叫陈文成，他辈分极高，我爷爷也得管他叫爷爷。按家乡的风俗，父亲的爷爷以上的辈分，一律称老爷爷。穷人孩子多，他老婆一口气生了七个儿子。最小的孩子大家都称为“七爷”，五八年的时候刚三岁。
那年因为天旱，种别的粮食不见收成，只能种地瓜。种地瓜要育地瓜苗。为了在明年春天种上地瓜，冬天就得开始育苗。农村人有土办法，用火炕来育苗。把地瓜放在土炕上，盖上被子，在炕下面烧火控制适宜的温度，让地瓜发芽。几万斤地瓜放在一起，对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都是种考验。而这几万斤地瓜育出来的苗，关系到全村一千一百多人明年一年的口粮。因为陈文成忠厚老实，生产队决定让他负责烧地瓜炕。
刚开始，有人议论说，就他家吃饭的嘴多，让他去烧地瓜炕，地瓜不被他偷光才怪呢。还有人绘声绘色地说，某日晚上看到陈文成背着沉甸甸的大筐往家走。这毕竟是捕风捉影地事，陈文成偶尔听见了，也装聋作哑。慢慢的，好事的人自己觉得没意思，也就懒得费唾沫星子了。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人们想不通了。这年的冬天，特别漫长。哪个村饿死个孩子之类的事已经不算稀罕了。大家已经习惯晚上听村前乱葬岗上野狗争食的叫声。可是当有好事的人说陈文成家的七个孩子，已经剩了四个的时候，人们还是惊讶的合不拢嘴了。这怎么可能呢？生产队长决定去地瓜炕那去问问陈文成。更惊讶的事发生了，守着满炕的地瓜，陈文成竟然躺在炕下饿的爬不起来了！队长找来五、六个劳力，用门板把陈文成抬回家。
原来，他不想剩下的四个孩子再被饿死，这两天把地瓜都给孩子吃了，自己却被饿的爬不起来了。一块地瓜就能救活一个孩子，他竟然没拿过队里一块地瓜。生产队长一拍大腿：这样的人被饿死天理难容，每家牙缝里再挤一点，多给他家一口人的粮食！没有一个人反对。
几十年后，陈文成的一个孙子成为我们村的第一个研究生。他比我大不十几岁，毕业后分配在国家水利部工作，后来调到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一路升至正厅级。大家说那是陈文成为人厚道的福报。因旱灾而遭遇巨大不幸的家庭，走出一个水利专家。冥冥中，似有因果呼应。
这两个带着凄惨悲壮色彩的“挨饿”故事，对我影响是非常深远。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他让我养成在吃饭时捡起饭桌上每一粒米饭的习惯，让我对粮食充满敬意。“挨饿”这两个字，在我的思想意识中，已经成了一种特定的、非常形象仿佛触手可及的生存状态。 斯人已逝久矣。写这一篇短文，在对粮食表示敬畏的同时，权作对邻居老太太和陈文成老爷爷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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