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儿子元离一大早，骑着电动车去市场赶了个早市，买回来样样数数的糕点、水果、蔬菜，还有两条葛老太太最喜欢吃的鱼。
快入冬了，新闻上报告疫情开始厉害了。进了门，元离先把外套脱了，口罩摘了，还用酒精给自己消了毒，洗净了手和脸，进了屋和老妈聊起天。
“妈，刘婶走了。”元离忙不迭地汇报消息，上一次街，他都能搜集新的“情报”。
“哪个刘婶？”葛老太太一脸懵，生了锈的脑子转出来好几个姓刘的老太太。
元离颇有耐心地坐上了炕，顺手拿起一个桔子和一个苹果，点着苹果，“妈，这是咱家”，又点了点东北方向的桔子，“这是刘婶家，咱邻居啊”。
“哦——”葛老太太似懂非懂。
“她大儿子和我大姐同岁，1948年生的，还是同学，叫刘大嘴子。”元离两根小拇指插进嘴角，特意抻开嘴，显得大。
葛老太太忍不住笑，这个元离，从小到老都是开心果。小时候让他去打酱油，和卖酱油的老王头聊了半天，老王头多打了半勺子，赠送了“话费”。
反应快，会聊天，算是元离的️最大优点，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不怎么认识的人，说一会儿话也能聊热乎了。连找个媳妇，也是自由恋爱——纯粹是“谈”出来的。
经元离的这个动作指点，葛老太太恍然大悟。老刘家的，搬走也有40多年了，那个小媳妇比她小2岁，长得才俊俏呢。
白白嫩嫩的脸蛋儿，一双大眼睛，长睫毛，高挺的鼻梁，粉嫩的嘴唇，一条油亮的大辫子，垂到了腰以下。生的孩子也是俊的，雪白雪白，不像村里的娃。最可贵的是脾气也好，见人就爱笑。
葛老太太的印象里，她生老大元乾时（1945年），前脚刚走了“小鼻子”（日本侵略者），后脚 又来了“大鼻子”（苏联大兵）。
1945-1955苏军管制
同样说话是“叽里呱啦”的，她略懂日语，还能听懂几句。苏联人来了，说的话一句也不懂，学他们说话都怕咬到舌头。
况且日本人长相和中国人相似，而苏联大兵大个子，鼻子高得过分，蓝眼睛，脸上手上还有毛，看着就瘆人。一听说苏联大兵巡逻了，她和邻居的几个妇女，急得抱着孩子往山上躲，林子大，树也多，瞅着山下没有动静再回去。
那一天，老刘家的媳妇回了一次娘家，正赶上苏联大兵去她家村子巡查，等她被娘家人送回来时，整个人都痴傻了。
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红着眼睛淌眼泪，还做出了一件惊天大事：上吊。不过被丈夫老刘及时救下。
断断续续的传言里，她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老刘家的媳妇让苏联兵欺负了。
愤怒、恐惧、不安让葛老太太这个见识不多的妇女慌了手脚，一遍一遍地问葛文兴“上哪里躲一躲，上哪里躲一躲？”丈夫也没有了主意，苏联兵封锁呢，能去哪？
手无寸铁的农民，种地是听天由命，在这样的时局里，也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了。
“唉——”葛文兴长叹一声，捶了捶头，“大不了一死！”蔫了吧唧的他，可算硬气了一回。
有一回，葛老太太去场院晒玉米，一个苏联大兵在她身后拍了她一下，她直觉得头顶的寒气顺着脊梁骨钻了进去，腿都打了哆嗦。
扭头一看，大兵微笑着指了指嘴，做出喝的动作。葛老太太钉在那里，一动也动不了。还是元乾跑回家喊爸爸，葛文兴带着一瓢水和一把刀来了，手都吓哆嗦了。幸亏虚惊一场。
老刘家的小媳妇，听了劝，不寻死了，不久，小媳妇怀孕了，冲淡了她心里的哀愁。十月怀胎，生下一个女孩，在看到女孩的第一眼时，媳妇崩溃了，那个孩子长着一双蓝眼睛。
把孩子扔厕所里？可她还扭手扭脚着动着，善良淳朴的农村人，狠不下心；送给别人？这个长相没人愿意要；放山上让她自生自灭？一声一声的哀嚎捶打着老刘的心，又抱了回来。
这个孩子折磨着小媳妇，看着她，小媳妇气不打一处来，不喂奶，不抱，更想把她掐死……
最后还是老刘一锤定音，“咱养着吧，别气坏了，就当…就当捡的！”一拍大腿，把这件事画上了句号。
老刘的二妹无儿无女，把这个女孩接回家养了起来，不再让她刺激妈妈。
长大的姑娘，高鼻深目，蓝眼睛，金色的头发，漂亮得不像话。可因为长相，这个孩子处处受欺负，婚姻也不幸，嫁了一个瘸腿的老光棍。
是她的错吗？不是。
是她妈妈的错吗？也不是。
想到这些往事，葛老太太突然感慨了一句：“死了，死了，一了百了！”
元离也跟着沉默了，时代的灰尘，落到每个人身上，无异于陨石落地，非砸出个坑不可。
社会最底层，都是拼着命活着，吞咽下各种苦楚，没有任何话语权。
平等，人权，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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