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活的那个年代,上初中时,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校有自己的校办工厂、校办农场,离市区有几十里路的香冲岭农场就是我们的校办农场。
我们到香冲岭农场学农时,班上来了一位实习老师。实习老师是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圆圆的脸,扎着两只小辫子,样子和谒可亲。她对我们很好,就像大姐姐一样。
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个瘦瘦的中年人,很有学究气。他总是一付很严肃的样子,批评起人来一点不留情面。因此,在同学们的心目中,那位来实习的女老师更受欢迎,不管是女同学,还是男同学,有什么话总喜欢跟她说。
在农场学农,除了偶尔象征性上几节文化课,更多是下地劳动。到花生地拔草,给菜地浇水,同学们觉得很新鲜,比上文化课积极主动多了。那时候,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既然学文化没用了,学农学工,总还长点见识吧。虽然,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我们班主任老师是个爱折腾的主,对同学们的学农活动抓得紧,对学习文化也抓得紧,有时甚至冒着风险给我们开点文学讲座之类的,而且还爱弄点新花样。有一天,他组织我们班干部,还有几个同学,到兄弟学校农场去学习取经,叫实习女老师留守。那边的农场离我们的农场约有七、八里路,我们去时都是一路唱着歌去的,唱的都是当下流行的革命歌曲。
到了兄弟学校农场,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时值深秋,我们与兄弟学校的同学们开过座谈会,参观完他们的学农实验基地,还不到六点钟,天就快黑了。班主任老师不顾兄弟学校老师的挽留,执意要带我们返回。
才走出一里多路,天就完全黑了,不见一点星光,连萤火虫都不见了,伸手不见五指。来时的路也寻不见了,我们走进了荒地里,脚步变得慌乱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与来时的兴高采烈劲完全不同,大家变得鸦雀无声,就是连平常最爱说笑的同学也不例外。夜黑得可怕,也静得出奇。这时,传来了班主任的声音:“同学们,不要怕,我们一个个地挨着走。”平时说话很严肃的班主任老师,此时说话变得很亲切,就像大哥哥似的,成了我们此时的唯一依靠。
就这样,大家一个个地挨着走,一步步地小心走,忽然有同学惊呼,我们不知走了多久,好像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地。有个平素就胆小的女同学,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弄得大家都心慌慌的。
还是老师镇定些,他找到一根电线杆下,他要我们沿着电线杆的方向,摸索着往前走,果然走起来就顺畅多了。就这样,老师在前,女同学在中,男同学在后,排成一队,互相招呼着,拉扯着,我们从来还没有像这么亲密过。
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前方出现了一丝亮光,我们越走得近,亮光就越明显。直到走到面前,才发现这亮光是实习女老师手中高举着的小马灯发出来的。我们欢呼着,跳跃着,紧紧地围在她的身旁,好像好久不见的亲人重逢。
原来,实习女老师看到天黑了还不见我们回来,就点燃了小马灯,来到农场路口等我们。为使我们看清回来的方向,就把小马灯高高地举着,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换右手,就这样在寒风中站立了将近二个小时。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实习女老师手中举着的这盏小马灯,它不仅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还温暖着我们的心。不管在什么时候,不论到什么地方,小马灯都给我力量,让我相信人世间的那种真情是永恒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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