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人类一切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或许有人会摇头不以为然，不过我相信，这话中藏着真理，就看你怎么解读———换言之，斗争发生在哪两个阶级之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传统马克思主义习惯于将斗争着的两个阶级放到政治/经济处境的领域来加以认识、从政治/经济处境的视角将敌对的阶级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由此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阶级斗争，就是敌对的阶级在政治、经济（或延展为军事）领域的的斗争。然而，纵观人类历史，人之“自我图景”固然最深刻地关乎政治/经济处境，然也绝非政治/经济处境所能全然涵盖与决定。敌对的阶级之间的斗争，也绝非是权力与利益之争这么简单。
人是通过自己的“存在”来“书写”自身的动物。命运赋予人以政治/经济的处境，那只不过是给出了“笔”和“纸”。“写”出什么，则全赖乎人的自由意志。纵观人类之存在史，不妨将人之“自我图景”的“书写”从哲学/价值取向上总结为两大类———“无”的和“有”的。因而基于这种“自我书写”而形成之人类之阶级不妨分为“无”的阶级和“有”的阶级。而人类之宗教/意识形态不妨分为“无”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有”的宗教/意识形态。
所谓“无”的哲学，我们不妨称之为“减法”的哲学。而原始基督教、道家（非道教）、佛教禅宗、儒家心学、伊斯兰新教苏菲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皆可归入“无”的哲学的范畴。所谓“无”的哲学，指的是这样的一种根本的价值取向———人的价值不在于在这单维的物质的世界上得到得更多、征服得更多，恰恰相反，人的价值乃在于倾空自己，将自己投入到一个远远大于自己的存在中去。人的“富有”绝非个体生命占有客体的“富有”，乃是以自己的“贫穷”参与到最高、最广大的存在之中去的“富有”。尽管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用不同的词命名那远超个体之上的整体性存在（或上帝、或真如实相、或类的存在本质），但它们给予生命个体的定性是一致的———个体不足以为个体本身立“义”，而那远远大于个体超乎个体之整体的本真的存在，才是个体之实相与归宿。
所谓“有”的哲学，我们不妨称之为“加法”的哲学。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有”的哲学是一种唯此世主义的哲学，它不设定一个远远大于自己的存在是真实的，对它而言，唯一的真实就是生命个体在这个单维的世界中的“得胜”。在“有”的哲学看来，既然世界是单维的存在，则人之存在的价值便在于在这单维的世界里占有更多。“有”的哲学并非不假设有一个或多个神的存在，但这神创造的意义仅仅在于可以“保佑”个体生命在这世界上“吃”得更多而已。人类一切的宗教/意识形态一旦体制化、并拥有了难以放弃的利益，则大都会或公开或隐蔽地成为“有”的哲学的拥趸。
让我们不妨一一剖析一下，看人类历史上的宗教/意识形态哪些属于“有”的哲学的范畴，哪些属于“无”的哲学的范畴吧。
当耶稣在加利利的山上宣告：“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的时候，一种宣扬“无”的哲学的宗教/意识形态诞生了。耶稣明确无误地给人类带来了这样的理念———人在这世上出于私欲的计虑的毫无意义的，它聚敛的只能是罪孽。人只有放下一切属世的“有”，而将自己赤条条地投身于神之大爱，人的生命才拥有了超乎自身的丰满。然而，当基督教成了一种“帝国宗教”，并披上了金灿灿的法袍，它开始了变质与异化的过程。它开始拥有了一个自身利益化的祭司阶层，它开始通过公开的传教，来争夺暗中的权力与利益。（殖民时代的基督教是这样一种倾向的巅峰表现）基督教不再是一种宣扬“无”的哲学的宗教/意识形态，它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了一种隐秘的宣扬“有”的哲学的宗教/意识形态，并最终和现代工商业文明联手，最终几乎堕落成了商品、技术拜物教的辩护者。
在中国儒家的传统中，有一个孔颜思孟程朱陆王一脉相承的精神价值取向，它将人放置到天地的秩序中，人只有在其“率天命之性”的时候，才具有了作为人的正当性。而人之为人之最高目标，在“尽其性”而“参天地之化育”。朱熹甚至走向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来否定人此世的绝对性。而王阳明则明确提出“功夫之一个减字”的口号，来把“无”的（减法的）哲学推向巅峰。但不幸的是，儒家一旦被官方体制化，儒家就沦为了一种为“有”的阶级提供粉饰和辩护的礼俗制度，并通过科举制度将人性牢牢钳制在此世的维度，并沦为了“有”的意识形态。
以此类推，佛教、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皆经历着类似的过程。它们一开始无不是此世主义最强烈的批判者，可到头来，教团或政党有了自己的利益，便不再有勇气将“无”的哲学进行到底了。他们的主流势力一一暗中都投降了“有”的哲学，沦为了唯此世主义的拥趸。
在“无”的哲学与“有”的哲学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由于不相容性所引发的斗争是时常可见的。只是有时候无形，有时候激烈而已。“无”的哲学与“有”的哲学之间的斗争往往发生在一种宗教/意识形态的内部。在儒家内部，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尧舜之道”与“乡愿”之间的斗争；在佛教的内部，就是亲“农禅”与谋“利养”之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就是“革命到底”与“修正主义”之争。而在中国伊斯兰教内部的“无”的哲学与“有”的哲学在十八世纪最富有戏剧性与残酷性。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派代表着一种拒绝纹饰、直达本质、保持清廉与纯洁的“无”的哲学的风范，因而与不肯放弃门宦世袭利益之“花寺派”发生冲突。乾隆皇帝干预，一边倒地站在“花寺派”一边对哲合忍耶派予以痛剿，终于酿成长久的“回乱”，血流成河。照理，回教内部之争无关皇权的事，何以一边倒地支持“老教”灭“新教”呢？深究之，还是“无”的哲学与“有”的哲学之根本价值之争。皇权是建立在“有”的哲学的基础之上。只有那些个信奉“有”的哲学的人，才自然臣服于皇权的淫威之下。而信奉“无”的哲学的人，乃是“天民”。是“天民”，则必遭这世界的恨恶与疑忌。
人和人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因多种的原因形成不同的“自我图景”并因此构成不同的“阶级”意识。不同的“阶级”意识又发展出“无”的哲学与“有”的哲学，而它们在价值取向上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一切的宗教/意识形态之争如果是深刻而不可调和的，那就绝不是集团利益、概念名相、民族身份之争，乃是“无”的哲学与“有”的哲学之争。而一切人类的历史，就是“无”的哲学与“有”的哲学之“阶级斗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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