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华文化如同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要尽快入门，迅速提高。当然前提是找到正确的方法，少走弯路。
近三千年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载体是经学，经学的核心是四书五经。因此，四书五经是学习中华文化的敲门砖。
1. 基本概念
四书五经是两个量词和两个名词的组合。前一个名词“書”是一个形声字，从聿,者声。聿(yù)即笔。《说文》中解释:“书,箸也。”箸(著)即显明。合起来表示用笔使文字显明,“者、箸”音近,故“者”有表意作用。因此，“書”本义是动词，是书写、记录的意思，相当于英文中的write。延伸意是写字、写的字、文章、信件、编辑成册的著作等等。在中国的经学里，书特指“书经”这本书，也叫“尚书”。在四书五经这个词语中，书是重要著作的意思。四书就是四本重要的著作，而不是普通的书籍。
后一个名词“經”也是形声字，从糸(mì),表示与线丝有关,巠声。本义是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因此，经这个字是从纺织工作中来的。现在我们常说“衣食住行”是人最重要的四种需求，可见衣着在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上有重要的地位。《说文》对经的解释是：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凡织,经静而纬动。地球仪上的经纬度也是同样的来历。由“经静而纬动”引申而来，经有了“常行的义理、准则、法制”的意思；又引申为经典（classics），指历来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
2. 经学的产生与发展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尤其是公元前800年至200年是人类历史文明的轴心期。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这段话启示我们，如果把人类文明迄今的所有成果比作一颗颗大树的话，这些大树都是在《历史起源和目标》中所说的轴心时期播种的。比如我们已经离不开的手机、互联网等科技设备的基本原理来自轴心时期的古希腊科学思想；佛教、天主教、犹太教的起源也都在轴心时期；我们今天谈论的四书五经的内容成型于轴心时期。现在来看，这一时期对后世的影响是形成了许多称为“经”的重要著作。每一部“经”都衍生出一个巨大的学派，创造了广泛的信仰群体，催生了繁荣的物质文明，形成了世界多样化文明的生动局面。对这些“经”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探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经学”。
3.五经体系的两条发展路径
狭义的经学是指发生在中国的主流思想文化的演进，也就是由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对上古思想和典籍进行编辑形成的。就像现在的学校里某个专业的必修课，一个学科要有一个培养计划，有一个学科体系。为了教学和思想传播的需要，孔子编著了儒家的六经作为学生的教材，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春秋》，《周易》。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乐经》失传，故称五经。六经本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各自的功能分别是：《诗经》以道志，《尚书》以道事，《仪礼》以道行，《乐经》以道和，《周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为了教学和传播的需要，后来的学者对五经不断进行注解。后世学者对经典的注解就叫“注”，时间长了人们对这些“注”也渐渐的陌生，这时候就需要有人对注解的内容再进行解释，对“注”的解释就叫作“疏”。
《春秋》是一部历史书，写完春秋后就有人给他注解。著名的就有三个注解：一个是在汉代特别流行的《春秋公羊传》，是一个叫公羊高的人注的。公羊是复姓，这个人复姓公羊，名高。第二部是《春秋谷梁传》，是一个叫谷梁的人写的。第三部是《春秋左氏传》，相传为左丘明所著，原来叫左氏春秋，汉代时改成春秋左氏传，汉代以后经常被称为左传。
这些年很多人喜欢读经典，尤其喜欢读论语，特别是很多家长带着小孩一起学论语。在学习的时候要挑选合适的书目，关于论语的注解很多，其中最值得推崇，也是印刷次数最多的一本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为什么杨伯峻先生的论语注解特别好，因为杨先生的长辈就是左传研究的大家，杨先生幼蒙庭训，基础扎实，对左传研究的特别深。《左传》讲的是孔子的故乡鲁国的事情，论语也主要是讲鲁国的事情。有了很好的《左传》研究的基础，对论语的理解就水到渠成，融会贯通。大家看，一部春秋因为众人的注解就成了三部。五经就成了七经。
《仪礼》也衍生了另外两本相关的经典：《礼记》和《周礼》。《周礼》原称《周官》，是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
后人又陆续把《论语》、《孝经》、《尔雅》、《孟子》都列入教学体系就形成了十三经。至此也是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一套学习内容。十三经的体系比起五经来，在分量上要大得多，要读懂也不容易。许多人对十三经进行注释，尤其是宋代以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注解和印刷都变得越来越方便。但是，要把十三经注疏都读完就很困难了，所以清代学者阮元组织人集中加以整理，把十三经最好的注本集合在一起，形成一部《十三经注疏》。这就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儒家全部思想的一个完整版本。
从五经到十三经，再到十三经注疏，内容是越来越丰富，阅读和教学却越来越困难。面对日益繁琐的儒家思想体系和教学内容，人们就想到把五经的最核心内容取出来，再精炼化，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比较容易地掌握。
唐朝的韩愈为此做了尝试，他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解释了“什么叫仁”，“什么叫义”，“什么叫道”，“什么叫德”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然后还讨论你读什么书，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东西等等，他就对整个儒家思想从统治观念一直到整个社会都加以描述。韩愈在尝试寻找儒家思想的核心时发现《礼记》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八条目对于表达儒家思想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于是就强调《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的重要作用，认为这两篇文章就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宋朝的知识分子积极响应了韩愈的倡议，到南宋时，朱熹把《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单独列出来，作为四书，而且用毕生的精力注解四书，写成了《四书集注》。朱熹希望天下的人，从读书人到老百姓都读这四部书，认真读了四书就可以容易地把握儒家思想的核心。
南宋以后，四书的地位就特别重要。尤其是元朝以后，科举考试都以四书为标准答案。
现代我们读四书，显然比直接读五经要容易地多。但是我们要知道，四书不是目的，读四书是为了读五经做准备。儒家思想的精华还是在五经。要先学好四书，然后再学五经。就像读完小学，再读中学、大学一样。
因此，从五经到十三经，从五经到四书是儒家思想的教学体系发展的两条路。这两条路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目标，也贡献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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