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我这趟回来，是要把老房子的租赁手续办一办。这房子三层楼，带一个院子，临着一条小溪。我小时候最喜欢在那条小溪里捉鱼捉虾了。要租房的人是从村委里得到我父亲的信息，又辗转联系到我。方德刚，就是我父亲，他年轻时的照片还在我们村委的村史墙上挂着，据说我们家是80年代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也是第一家盖洋房的，当时捐了最多的钱，造了村委的办公室。

我是在村委办公室里见到赵黑的。赵黑比我长几岁，小时候是村里出了名的混混，现在当了村主任，不过他见了我，一点架子也没有，一条胳膊就搭上来了，从兜里掏出一包中华烟，问我抽不抽。

我摆摆手。

他说，老爷子怎么样了？

我说，还那样，在养老院住着呢，不认得人。

他叹口气，说你爸那么能干的一人，可惜啊。

我说，年纪也大了，过了年七十六了。

他点点头，嘟囔道：老啦，都老啦。

他是显而易见地老了。头顶已经秃了，用了很多的发胶的把一边的头发梳到中央去，更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地秃，穿着黑色大衣，但里面的衬衫包不住他外凸的肚皮。我不知道他眼里的我是不是也是这副模样，他的“都老啦”是不是也带上了我。这样想着，我不自觉地往肚子里吸了口气。

我这趟没有开车回来。我父亲好在现在已经糊涂了，不然他看到我把他的厂弄倒闭了，车也卖了，婚也离了，不知道要怎么发作。我去养老院看他，他目光呆滞地坐在轮椅上，望着窗外，跟他说话也没有反应。等我站起来要走，去推他的轮椅时，看到他嘴巴半张着，口水沾湿了衣领。

老了，的确是老了。

要租房子的人打电话过来，说路上耽搁了，要晚一点到。那就直接在房子那里见吧，我说。

要不是赵黑联系到我，我都想不起来还有这么个房子了。“反正要不要租随你，新的土地证你总要来办一下的。”我想想也是，我不能把我父亲创下的最后一点家产也弄没了。

我们一齐从村委办公室走出去，下午的阳光挺好，稻子已经收割了，到处光秃秃的，一些田地变成了工地，空气中尘土飞扬。以前这一带全是泥路，现在都是水泥路，以前的平房也都拆得差不多了，现在新建的全是两层的楼房，而且格式还一模一样的，倒显得我们家那栋远离主干道的房子，有了些许怀旧的味道。

赵黑边走边说，村里人越来越少啦，借着新农村建设这股风，倒有一些外面的人来租房子，主要是做民宿。也有人回来自己做民宿的呢，阿黄，你记得吧，以前他爸在村口开小店的，天天拖着鼻涕穿着开裆裤跑来跑去的那个小鬼，喏，他跟他媳妇在这儿开了民宿。生意嘛，反正又没什么成本，赚多赚少总是赚的。

我留心看阿黄家的房子，沿着马路，挂着一个招牌叫“阿黄住宿餐饮”，楼底下门洞大开，里面摆着一张大圆桌，后头有个摆着烟酒的收银台，没看见人。

“阿黄！阿黄！”赵黑吼了两声。“搓麻将去了大概。”他说。

我无意让赵黑一路陪着我，这么多年没见也生疏了。“你忙去吧。”我说。

“我跟你顺路。”赵黑说，“你不知道吧？山坞里的郑辉死了。你们是同学吧？前天在家门口给车撞死了。”

我没什么印象。仔细想想，好像也有一点印象。我问：家门口怎么会撞死的？

“见鬼了呀！家门口怎么撞死的？说是他那辆三轮车停在路边，他自己从田里上来，开车的人不知道怎么没看见他从三轮车后面走出来，那一下子工夫，就撞飞了。看到的人马上打120，哪里还来得及，脖子都摔断了。啧啧啧。”赵黑说得起了劲，“不过他也是命不好，他老婆生不出来，离婚离婚说了很多年，也没离，这下好了，绝种了。哦，他老婆你认识的，以前住在你家隔壁的，宋小萍。”

我心里一惊。宋小萍。

“哦，到了。我就不送你过去了。我去他们那边看看，帮帮忙。”

赵黑走了。我才似乎隐约地从空气中辨出细微的哀乐声。

我站在路口，从这条路岔开了道，我能远远地看见我们家的老房子，房子顶上有个尖尖角，那是藏东西的小阁楼，每次从这个路口，第一眼便能望见它。

宋小萍。我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过去多少年了，快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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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萍蹲在溪边洗衣服。我悄悄地走过去，把捉到的一只蟋蟀放到她的帽兜里。她猛地转身，没发现异样，又继续搓衣服。我从地上捡了颗石头丢到水里，水花溅到了她身上，她站起来，愠怒道：你干什么啊！

我说，你没觉得身上痒吗？然后止不住大笑起来。宋小萍涨红了脸，慌乱地抖动自己的衣领，嘴里嚷嚷：什么东西！

我说，一只死老鼠而已，掉你衣服里面了。

她脸上现出嫌恶的表情，跳着脚打转，激动地快哭了。她越激动，我越觉得好笑。可是她怎么也找不到我说的那只死老鼠，她把衣服翻来翻去，上上下下地抖动，还是不放心，最后她出乎我意料地——把外面这件红色的套衫脱了下来——她里面穿着一件贴身的薄衫，一截雪白的肚皮被撩了开又迅速被垂下的衣服盖上了，我看到她胸罩的形状隐隐约约地映出来，我的眼睛像被钉住了，忘记了笑，心里有点惊呆。

她找到了那只蟋蟀，捉起来丢到我身上，咒骂了一声，端起洗衣的盆转身就走。

我捡起来那只蟋蟀，看到它身上好像有一层金色的绒，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从那时起，宋小萍在我心里不再是个小丫头片子了。她身上也有一层金色的绒，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不捉弄她了。

我觉得我身体里的某一部分长大了。宋小萍是另一个世界，我发现那个世界是如此神秘，如此陌生，又是如此地引人遐思。

过了几日，她来我家借酱油。

我喊住她。我说，宋小萍，你会不会吹口琴？她说我不会，看都没看我一眼。可她刚刚还阿姨阿姨地对着我妈喊得亲热。

我说，宋小萍，我可以教你吹。

其实我也不会。我从里间听到她的声音，随手就拿了柜子上我爸的口琴跑出来。

她轻蔑地哼了一声，径自往前走。

我把口琴塞到嘴边，一哩哇啦吹了起来。我才知道口琴不能乱吹的，口琴乱吹比鸭子叫还难听。

我窘迫地把口琴放下，全是唾沫，呸。

可就在这时，她转过了身，她说：好啊。

她比我小一岁。我们虽然在一间学校里，但我们上学的时候从不说话，也不一起回家。

我妈有时煮了吃食，包了粽子，会喊我拿一点到隔壁去。这事儿我原来不爱干，我妈一喊我，我撒腿就跑，跑到小溪下面蹲着，假装没听到。但现在，我看到她端着盆往隔壁走，立马上前说，我来。我妈说，唉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走到宋小萍家门前，堂屋里面没人，又走到旁边搭出来的灶间，恭恭敬敬地问阿姨好，眼睛往四处觑。宋小萍从灶台后面烧柴口那里探出半个脑袋，我说，阿姨，我家新买了游戏机，小萍可以来玩。小萍妈说，谢谢你啊，小萍下午还有事情要做。在小萍妈去橱柜上取碗来装时，我向宋小萍看了一眼，宋小萍朝我吐了一下舌头。我接过小萍妈给我装的一盆腌菜，折返时没看路，差点被门槛绊了。外面的阳光亮得刺眼，我仿佛听到宋小萍在后面笑，我开心地在心里唱起了歌，也不顾腌菜汤汁洒出来落到鞋子上。

宋小萍割猪草回来，要经过我家，我站在窗户里面对她招手，她瞧见了，走过来。

我说，我爸妈不在家，来玩游戏嘛？

她摇摇头。

我说，我口琴还没教你吹哩。

她笑。她说，你又不会吹。

我急得分辩，我说我会吹，你又不听。你现在进来，我吹给你听。

她犹豫着。

我说，我知道你妈不在家，我看到她往山上去了（其实我什么也没看到）。你不进来，回头让人看到你站在别人家窗户底下，才鬼鬼祟祟哩。

她说，谁鬼鬼祟祟了，你才鬼鬼祟祟呢。

但她还是进来了。她身上背着一个有她半人高的竹篓子，满满地装了一篮的猪草。我说，你妈是不是天天叫你干活。

她说，不是我妈叫我干的。

我说，呸，我才不信嘞。我就没见你弟弟干活。

她笑，她说，我也没见你干活。

我们就这样面对着面站着说话，她身上背着猪草篓子，两只手放在竹篓子的背带上，我空着手，不知道手该放哪里，踟蹰了半天，手自己有了动作，伸到她头发上拿掉了一根夹在里面的杂草。

她小声说，你不是要教我吹口琴吗？

她把猪草篓子放下，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我去里间拿来了口琴——我为了要吹给她听，这两三个月里每天都在自学口琴，终于坑坑巴巴学会了几句Beyond的《海阔天空》——拉了一条饭桌下的条凳，搁在她旁边坐下。

第一个音就错了。

她正盯着我呢，镇定镇定，我吸了口气。

第二个音又错了。

她咯咯笑了起来。

我感到后背一阵发热又一阵发凉，比期末考试还紧张。

第三次，终于，找到音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吹了些啥，但我看到她的身体随着我的琴声轻轻地晃动，她专心地盯着地面，地面上有一束阳光延伸到她脚边，她把脚往前伸了一点点，碰到那束光的边缘，那束光倏忽间不见了，过了片刻，又出现了，这一回盖到了她的脚背上。

我把口琴递给她，我说，我教你找do，re，mi——等一下，我找块布擦一下。

她说，没事。接过去在自己的衣袖上擦了两下，放到了嘴边。

她原来会吹口琴！那娴熟又从容的样子，我都看懵了，觉得又神奇又窘迫，回想自己几个月来傻子样的举动，我心里泄了气。

“你……”

她把口琴塞到我手里，站起身，把竹篓背到肩上，扬头笑：“我可以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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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循着水泥路往里走，路两旁的田地还在，小溪几近干涸，像一条乱石沟，有一只塑料袋被轧在石头底下，乍看去像一条翻白肚的死鱼。

过了桥，斜坡上面就是我家了。宋小萍的家也还在，她家是个平房，木头门由一把大锁锁着，房顶已经坍塌了一半。

其实我们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二十多年没人住了，连钥匙也找不到了。铁门锈迹斑斑，墙上长了青苔，院子里杂草丛生，里面有一只颜色褪尽的灯笼，几截炮仗的外衣，几个塑料瓶子，不知道是人还是动物的风干的粪便，还有些没人要的破家具堆在角落里。

就和记忆一样。时间久了，记忆荒芜了，没什么留下的，乱石堆、杂草、废弃物、飞扬的尘土、隐约的哀乐，像一个隐喻。

但宋小萍不是。她始终是我脑海里的一束光，也是我荒芜的人生里的一束光。

她去割猪草的时候，我在老远的地方等她，老远，远到没有人能够看到我们。我们坐在小山坳上吹口琴，她给我念诗，那本诗集是她外公去世时她从箱子里偷出来的（要不然就要给烧掉了）。她说吹口琴是外公教她的，就像曾经教她母亲一样。可是她没见过自己的母亲。她说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像小溪里的石头一样凉。

第二年春天的某一天，赵黑来我家找我。他时常跟人打架，脸上常有伤痕，不过那段时间，他刚从外面打工回来，阔气了，身后跟了几个同村的小鬼，有了气派之后，架也不用自己打了。

他跟别人神气，但对我一直很客气。他那天神秘兮兮地问我，能不能借我家的碟片机用用。我说不行，要用在我家用。他说那也行，得趁你爸妈不在的时候用。

我之后才明白为什么必须趁我爸妈不在的时候用。来的人除了赵黑，还有三四个他的小兄弟。他们叫我不要看，我说那怎么行，我家的碟片机，我为啥不能看。

那一年我十三岁。

我必须承认，我在看碟片的时候想到宋小萍了。我满脑子都是她，全是她，整个电视机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部都是她。

我不想看了。我觉得我亵渎了她。可是当时那个情况，谁要是从电视机面前退缩了，谁就是孬种，会在别人嘴里留下永远的把柄。

之后的暑假，我花了许多时间辅导她不擅长的数学。那一天，她照例地拿着数学作业来我家。

我教完她最后一道数学题，告诉她，过几天我们家要搬去省城了。

我觉得我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恨我爸的。他说我们要搬家，我们便搬家了；他说我要转学，我便转学了；他说媳妇该娶梁叔的女儿，我便娶了；他说厂子要我来接管，我便接管了。我的人生全给他安排掉了。

可是有时候，我也可怜我爸，他打好的满副算盘，都一样一样地在我手上失掉了。我面对他，又像是一个胜利者。

宋小萍听完我的话，说，那我以后不能找你补习了。

我说，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把电话写给你。

她苦笑了一下，我们家没有电话。

“那我们可以写信。我给你写信。”

“写信问你数学题怎么做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书桌上的闹钟滴答、滴答、滴答地响，每一个滴答，都代表我们之间的时间少掉了一拍，而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在排山倒海的滴答里，满脑子地搜罗我该说的话。也许是因为情急之中的没话找话，也许是为了抚平心里的愧疚，我忽然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小萍，我有个错误要承认。”

我跟她说了那天看碟片的事，也羞愧而忐忑地向她承认我当时想到了她。我觉得我要对她全然地诚实，尤其是在我们即将分别的时候，这将表明她在我内心的分量；但这诚实会换来什么，我当时还不知道，也不敢想。

宋小萍平静地听我说完。我盯着作业本，我想她会不会马上站起来把作业本收走，或者像电视里那样，站起来扇我一个巴掌。但是我等了一会儿，又等了一会儿，等到心跳都要停了，忽然感觉到右边脸颊上落下了一个悄无声息的吻。

这之后发生的事完全超乎了我们两个的想象，那样地使人激动到战栗。我们望着彼此裸露的身体，望着从中升华起的某种爱情的雏形，像望着一颗在叶尖上摇摇欲坠的晨露，唯有望着，将对方望进自己的身体里。

那是宋小萍最后一次来我家。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搬家的那天，我去她家找她。

割猪草去了。小萍的继母说。

我飞一般地跑，跑了很久很久，很远很远，所有我曾跟她一起割过猪草的地方，我全跑遍了，却丝毫不见她的影子。

等我回到家，车已经要开了，大家都在找我。

一直等车都开远了，我伸长脖子往后车窗望，还是没有看到她。

我给她写过信。

第一封信里，我问她：“我放在我家窗台上的口琴，你看到了吗？那是给你的。”

第二封信里，我问她：“上一封信你收到了吗？”

第三封信里，我问她：“我之前给你寄过两封信，你是不是没收到呢？”

再之后，我们便没有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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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窗户旁，那时的窗户感觉好高，好像窗台在我的胸口那么高，然而我现在站在那里，却是俯视的角度。窗台上落了厚厚的灰尘，除了灰尘什么也没有。

电话响起来，还是要租房的人，他们在高速上堵了，跟我不停地道歉。我说没事，我正好看看老乡呢，快到的时候给我电话。

我又听见空气中隐约的哀乐声了。

等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郑辉家，也是宋小萍现在的家门口。

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如果在平日里路过，不会觉得它和其他的房子有什么不一样，和其他的农村的人家有什么不一样。

然而我站在门口，看到蓝色的塑料棚子里摆满了桌椅，好多人在临时搭出来的灶台上忙忙碌碌，有一支哀乐队在吹奏，手臂上戴着黑纱的人进进出出。

我悄声地走进堂屋的里间。这里便是了。一个黑色的遗像挂在墙上的正中，下面壁柜上摆着香炉，来的客点上三炷香，拜三下，插进香炉里。那黑白的相片里，是一个精神的小伙，也许是他刚和宋小萍结婚的年纪，是他得意的相片之一。

坐在右侧一把椅子上，垂着眼睛，被其他女人围着的戴孝的女人，我不敢断定，是不是就是宋小萍。

她头发乱糟糟的，随便地扎在后面，半个身子前倾，一只手撑着头，看起来很疲惫，穿着黑裤子的两条腿很是臃肿，把椅子的形状都淹没了。

哀乐的队伍里有人负责哭唱的，这时候大声嚎哭起来，哭腔里念念有词，可能哭天抢地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我想。

可是坐在椅子里的女人，依然是木然的，不为所动的，仿佛一座没有生命的雕塑。

我想我还是走吧。

我拔脚要走，却有一条胳膊搭了上来。“方向明！你来啦！”嘿嘿几声笑，是赵黑。

在我的名字被喊出来的那一刻，我看到她的头抬了起来，目光与我相碰了。

这是怎样一个庸常的中年妇女，和我印象中的宋小萍完全是两个人。可是眉宇间又分明是她，是一个老了的她，一个晦暗的她。

有人腾出一条她旁边的凳子给我。我过去坐了。

我说，我刚好回来。

她说，嗯。

我们久久、久久地坐着，不知坐了多久。外面的哀乐响了停，停了又响了，不知过了多少轮。

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她：“我那时给你的信，你是不是都没收到？”

她抬起眼睛看我。在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我仿佛看到了那束光，那束三十年前在小溪边我曾看到的明媚的光——我等待着她的回答，就像爬过一个漫长而晦暗的隧道，迷了太长的路，摔了太多的跤，等待一个被堵住太久的出口。

她嚅嗫了许久，终于说了一句话：“我打掉过一个孩子，你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