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和《何日君再来》都以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收尾。这是否也给出了一个这样的思考：纷乱的时代下，自由爱情如何能在种族差异，民族利益，传统的包办婚姻下得到升华？或者说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如何处理好爱情和这些较之爱情比较深刻的素材之间的关系，既不会显得娇柔做作，又不会矫枉过正？这两部电影给出的答案是，保留人的缺点，但将人打出常规。《情人》把一个已有婚姻协议的花花中国公子打出常规，爱上了一个异国的贫穷的小女人。但是却因为自身（人性）的弱点，不敢反抗命运。《何日君再来》把一个曾经深爱过为民族利益而被抛弃自己和腹中胎儿的女人，打出常规，即使孩子已长大，根本对之前的父亲无任何感情，即使已经在异国逐渐适应生活，即使当时已经决然与这个伤心的人和事划清界线，但一遇到曾经的那位男子却又毅然重新和他上床，旧情复燃，但因为人性的弱点（或许是权衡，妥协，善良）并没有为了爱情抛弃异国的那个已经适应的家。当然这里又涉及灵魂和肉体的关系，而我想探讨的是从形式上讲的一种处理。
所以这又让我想起“错位”这个理论。悲剧的东西用喜剧的效果来讲。比如最近的那部电影里《无名之辈》，当然用的最好的还是鲁迅的《啊Q》。这里的错位仅仅是一种氛围的错位。错位的功能无非就是产生一种反差，一种看完之后说不出的情绪。
所以无论打出常规，还是错位，就是营造一种陌生感的场面。但在影视剧中，这种陌生感必须有个度。当然陌生感的作用也就是文学里说的延长审美时长，不让你一下子明白过来，延长反应时间。这又让我想起一些诺兰的电影。他为了营造这种陌生感，是通过打散一个线性结构，更多是在叙述时间中做手脚。那又让我想起一些多线的叙事电影，其实这无非就是在叙述视角上做文章。再继续讨论下去就要失眠了，就此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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