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第二》中，写明了孔子编次《春秋》的原委以及左丘明写《左传》的出发点。周王朝传至周厉王已是奄奄一息。司马迁读《春秋历谱谍》一书，读到周厉王时，“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即没有不把书扔掉而为周王朝叹息的时候。他深深为周厉王的昏愦而痛惜，对周王朝的覆亡而叹挽。司马迁感叹道：“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即说，唉，还是鲁国的太师挚的见解高深啊！商纣王制做使用象牙筷子时，箕子看到后为他伤感而唏嘘不已。周王朝为国之道大有缺失，诗人们就以衽席之间的私生活为底本，写出了《关雎》一诗。仁义之道渐渐衰没，诗人们就创作了《鹿鸣》一诗来讽刺他们。等到了周厉王的时代，他极其厌恶听到他为政的过失，公卿都害怕被他杀死，无奈而发动了叛乱；他只好逃到了彘地。孔子看到了周道衰微，正道的音乐被废除，而郑、卫的靡靡之音却兴起；深知《关雎》之诗之乐的内在道理，所以他首先来澄清对《关雎》的错误理解。
司马迁还说：“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即动乱起于京师，朝廷开始由周公与召公联合执政。此后各诸侯国恃强力以为政，强者欺凌弱者，兴师征伐根本不请示周天子；反而挟持周王室以周天子之名义讨伐它国，凭讨伐成败的结果来决定盟主；政令各由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等五霸操纵，诸侯恣意作乱，淫秽奢侈不守正道，乱臣贼子篡位者更加嚣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王义，王道备，人事浃”。即孔子为申明王道，曾向七十多个诸侯国君推介他的王道要义，但均未被采用。所以他一路向西去查阅周王室的系统资料，论列历史记录所载的内容及旧有传闻，从鲁国历史出发，编次《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获麟之年，文辞简约，去除其重复烦乱之处，借此框定其王道大义，使王道更完备，人事变化更加通透。
司马迁在这里写清了孔子编次《春秋》的目的意图；也写清了《春秋》一书之原始来源，系查阅大量周王室的资料，综合种种旧闻，又参照截取鲁国特定时间段的史实，才编次完成。由此可知《春秋》内涵之丰富，内容之庞大，主题之宏阔，远非今日我们所见某一版本的样子。孔子七十多个弟子皆“口受其传指”即都接受了孔子口头传授的《春秋》要旨。但“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即孔子传授当中，有些讽刺讥嘲、褒扬隐讳、贬抑损伤的话，是不可见于书面的。
此时，鲁国的一位堪称君子的人左丘明出现了。他“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即左丘明担心孔子七十多位弟子各持异端、各执其意，使孔子编次之《春秋》失去本来面目，所以他就自己动手，按照孔子所整理的史记内容，具体论述其中所述的意思。这就是《左传》成书的缘由。左丘明在作传的过程中是否有过删减或生岐义？亦不好说。
孔子编次的《春秋》一出，仿效者纷至。包括虞卿的《虞氏春秋》、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典籍，都本于孔子所起的书名；春秋一词由此成为历史的代名词。甚至荀卿、孟子、韩非等人也都纷纷从《春秋》中拣拾摘取其主旨，然后著书立说。汉朝的丞相张苍所著《终始五德传》，也是从《春秋》中的年月得到启发，依据五行学说与五德相始终，来派定律历。司马迁最后说：“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即说对于孔子编次的《春秋》一书的态度，许多儒者断章取义，许多演说者哗众取宠只追求文采飞扬而已，他们根本不去完整地综合地考察历史，亦不能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所以，我们今天读各家典籍，含《春秋》各类版本，应知书不可不读，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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