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我刚好成年，并在高考中以全省前十名的成绩，拿着大笔奖学金考入北大。
那年，在春运回家的路上，虽然我竭力装得淡定，但怎么也掩不住内心的得意。我似乎已经听到七大姑八大姨们的声声赞叹。我在火车站上站了一路，又辗转挤过一条条公交，终于像一颗果冻似的，跳到了家门口。
妈妈在门口站了有好一会儿了，一看到我就忍不住笑，她拍打着我身上的灰尘，又捋了捋我的头发，嘴上道：“瞧瞧你，在北京大半年，怎么还是这副德行？你散着头发不好看，因为你头发根本不顺，太乱了，跟疯子似的。你在北京不会也是这样吧？多丢人啊！穿的这是什么呀？我跟你说了要买点好衣服……”
那一刻，我当场就想拉着行李箱转身离开，宁愿回到北大的宿舍，独自清清静静地过一个春节。那一刻，我反应过来，半年离家上大学，语音交流让我们母女之间产生了一层美好的滤镜。现在，一见面，滤镜碎了，过去的回忆又蒙上了我的心头。
我的妈妈爱自己的孩子，我也爱她——这点我们都承认。我的妈妈不会爱自己的孩子，我不恨她，不想伤害她，但因此饱受折磨——关于这点儿，她不会承认，我也从来没有直接告诉她。
妈妈在我心里从始至终都是伟大的存在。她一边辛勤工作，一边照顾整个家庭。我们家虽然是姐弟搭配，但妈妈并没有重男轻女。相反，很多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吃的苦多一些，导致妈妈更偏疼我一点儿。
我知道，她太累了，所以没时间跟我们磨磨唧唧，习惯用简单粗暴的形式让我们臣服。我知道，她能坚持男女平等，让我们上更好的学校，已经竭尽全力，所以没精力去学习什么是良好的亲子沟通。我知道，她也只是环境的一部分，所以下意识地模仿着上一辈人或者身边其他人的教育方式：节衣缩食地保证孩子的物质，不在乎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孩子的精神世界。
具体来说，她习惯性地从细节上否定我，比如衣服的颜色不好，头发没有好好梳，找东西太慢，没有别人爱说话；等等。甚至在她不太了解的领域中——比如我和同学谁的字儿更好看，她也习惯性地抬高别人，贬低自己的孩子。当我提出抗议时，她喜欢说：“我说说（在我们的方言中，“说”等于“批评”）你怎么了？我是你亲妈才喜欢说你。换成别人，我还不稀罕说呢！”
我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受过老师、同龄人等的否定。我受到的绝大部分否定、批判乃至羞辱都来自我最爱的、同时也是最爱我的人——妈妈。
妈妈，我的动力！我的痛苦之源！我长着倒刺的盔甲！
那时候，我心里明白症结所在，但更大的痛苦在于：不能说！有时候，当我被那些无休止的、小而尖锐的否定弄得几近崩溃时，会在心中幻想：我要跟她痛痛快快跟她大吵一架；我要告诉她，她的话语给我造成多大的伤害；我让让她尝尝，话语的杀伤力！
但我不能那么说！因为那意味着对她的全盘否定与强烈伤害！史铁生先生在《我与地坛》中提到，“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我想，当这种痛苦的源头正是母亲本人时，她的痛苦还要再次翻倍。
所以，我妥协着，忍让着，回家后就假装看书，逃避和她的对话，过完年就想出各种理由，早早地返回学校。实际上，北大的寒假放得早，结束得晚，我却硬是把假期搞得比上中学的弟弟还要短。
毕业后，我继续逃避着，选择了一个离老家很远很远的陌生城市。当她在电话那头继续进行批评、否定性、充满关怀的唠叨时，我心里总会生出一股抑郁之气，想要烦躁地挂掉通话，每次都只做些“嗯、哦、好的”之类的简单回应。我能感受到，我的这种回应方式伤了她的心。在那样的时刻，我感到既愧疚又有一丝惬意。
但这样的情况下，问题终于爆发了。有一次，她又一次问我为什么要离家那么远时，我忍无可忍说道：“还不是因为你，我想自由，我不想听你的……唠叨！”我最终没有说出“羞辱”两个字，但她还是崩溃了。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泪如雨下”，她哭得那么伤心、无助，我又心疼，又有一丝痛快。
其实，那次爆发是一次很好的交心机会。但那次正值我弟弟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期间，所以我们最终都略过了那件事。这恰似很多中国家庭处理事情的方式：为爱隐忍——矛盾爆发——假装无事——为爱隐忍。
后来开始流行“佛系”，我也渐渐“佛”了，对她的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那时候，我还特别喜欢《生活大爆炸》中，莱纳德对他的妈妈说的一段话：如果我想让你接受原本的我，我也要接受原本的你。你知道吗？我原谅你了，我也原谅自己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原谅你。剧中的莱纳德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他的妈妈是一个知名的心理学家，所以莱纳德从小就被作为一个个心理实验的实验品而存在。他必须不断地用各种成就才能“赢”得妈妈的爱与奖励。莱纳德对此耿耿于怀，渴望母爱，不敢与人交际。一直到十二季的末尾，莱纳德已经将近四十岁时，才通过原谅自我，进而与妈妈和解。
人成长的过程，或许就是一个自我谅解、自我接受的过程。我学会用工作、娱乐、阅读等挤走心里的那片阴影，更好地去体谅妈妈，去与自己和解。
但后来，我发现，这样的“和解”，终究还是一种逃避。我学会了用平和的心态驱散痛苦，但我弟弟不会。
他正处于青春的叛逆期，学业的压力加上来自妈妈的伤害，让他也陷入了痛苦的漩涡中。而且他的处理方式比我直率得多，他顶嘴、出走、早恋，试图用横冲直撞的方式，来打破这种痛苦。妈妈也是震惊的，她第一次有这种经历，她愤怒、悲伤，再次摆出强硬的姿态，维护作为家长的权威。
我们的家庭真正成了一个火药桶。
那段时间，我来回劝和的时候，也在深深的反思：是我的逃避，让弟弟再次经历了这样的悲剧，让妈妈陷入了惶恐无措只能虚张声势的困境中。我必须想办法，用一种温和的形式，重构并让我爱的亲人都接受新的亲子关系。这是为了防止悲剧，也是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
没想到，这个过程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或许正是因为他们也因为母子对峙而两败俱伤，所以当我用各种方式、话语去开导他们，慢慢引导他们学会用正确的方式表达“爱”时，他们虽然嘴上不会说出“对不起”、“我爱你”之类的热烈话语，姿态都渐渐放缓。
我松了一口气，后来返回工作岗位后，依旧通过一通通电话指导着他们的相处。我多次打消了妈妈习惯性否定弟弟的念头和即将说出口的批判，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弟弟的心态和学习状态。这样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平时，他的成绩在班里十几名左右；疫情期间，他在家里和妈妈僵持的时候，完全听不进网课，虽然最后几天想要弥补，但为时已晚，开学考试一口气退到五十名开外；但当他不再因为家庭关系而烦恼不安，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学习中后，在一个月后的月考中，考到了第三名！
我很欣慰，也会不断地去想：如果我能够在更早的说话做出这些事，该有多好！我会有一个平静的青春期，会有更多安全感，会用更开放的姿态去拥抱时代，会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有这种想法的一定不止我一个。我们这代人的很多父母都非常相似，无私地爱着、保护我们但又在我们心里印下一个个密密麻麻的伤害。这些伤害看似很小，如果你把它单独翻出来，父母会非常惊讶地说：“你居然还记得这种小事儿？多少年了，还计较这个？”因为我们也爱他们，所以又无法全部把它们亮出来，更多时候只能安慰自己一声“算了吧”。
然而，心里终究是意难平。
也有很多人也做了父母，发誓绝不让自己的孩子遭受同样的痛苦和伤害。可我们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父母的行为带着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风格，我们的行为也带着父母的影子。我们发现孩子不会像预期中的那样成长，当我们试图去“掰正”孩子的时候，看到孩子的哭泣和反抗，才恍然惊觉，原来自己的行为与内心的设想也并不一致，我们在生活中一点点磨损了耐心，渐渐遗忘了当年的誓言。如果有人问起，我们会忍不住辩解，“我还不是为了孩子”，然后发现或者没注意到这样的台词是多么的耳熟！
我还没有成为父母，但一直从事教育行业，除了我弟弟之外，还接触过许多小学生和高中生。有一个高中生总是积极地报各种周末补习班，但在补习时从来都不怎么听，即使当天没有课，也会以自习的名义过来。他说：“就是想清静一下，在家里完全无法呼吸。”他还说，他上课喜欢走神，因为听课时听着听着，突然脑海里就想起来妈妈严厉的斥责声和爸爸摔手机的巨响。有一个上小学四年级的小女孩，平时看起来阳光开朗，有一天突然哭了，说自己非常害怕爸爸，一想到下课就要面对爸爸，就难过极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还没有张口了解情况，班里的其他孩子们都纷纷开口安慰，还举出各种各样的小办法。可以看出来，他们完全了解也亲身经历过这个小女孩儿正在遭受的困境，所以才能迅速产生同理心并给积极主动地给她当“军师”。
我恍惚再次看到过去的自己！
我写下这些文字几乎是一气呵成。或者说，我就是在用文字去发泄自己心里的那股“意难平”。接下来，我想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给当年的妈妈写十封信，用她能接受的口吻，告诉她怎样与孩子相处会更好。这将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很多人说，人要用一生去弥补童年的缺憾。但我不愿意永远带着这些缺憾走下去。我相信，写完这十封信，会让我彻底走出这段阴影。如果这十封信能对其他人与上一辈或下一辈的亲子沟通有所帮助，更是我心所愿。
接下来十封信的内容，主要适用于“因爱生怨”、“以爱的名义伤害彼此”的亲子关系。这样的父母和孩子才会愿意为了对方进行改变。如果上一辈根本不爱你，或者你根本不爱你的下一代，那这十封信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爱，那行为的产生根源就是“偏见”，谁也叫不醒一个故意装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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