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学”一词的提出者是被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敦煌学一词一经提出就在中国引起学术界极大反响，并由此开始了敦煌学由“学问”到“学科”再到“显学”的快速发展。遍观敦煌学百余年来的发展史，不论是敦煌莫高窟刚被发现时几经盗掘的“学术伤心史”，还是敦煌学几经发展、融合各方文化所经历的“世界学术之潮流史”，敦煌学都在以一种几乎十分研究、百分合作、千分创新的姿态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史上。敦煌学核心中所蕴含的无上活力，数代敦煌学人前仆后继的强大凝聚力，毫无疑问是现在中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所不得不正视、研究、学习的优秀经验。但敦煌学最近几年为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也引起了关于“雅与俗”的文化发展争论，引人深思。
关键词：敦煌学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敦煌学研究
引言
“敦煌学”这一词语的首次提出者曾有人指出是一位日本学者，但因其提出时间虽早，却并未产生学术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学术界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中国学界共识陈寅恪先生为 “敦煌学”的真正开创者。说起陈寅恪先生与敦煌的种种关系，总不免要谈及先生在文章中的两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道士王圆禄因偶然机会发现了莫高窟藏经洞(今17窟)后，英日俄美多国进入敦煌盗掘文物，许多国外的考古学家与探险者以低价从洞窟、宫殿和画商的密室里搜刮艺术珍品，盗走了雕塑、家具、瓷器、书画等大量国宝，此时期被称之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自19世纪30年代起，我国学者转而将大量的研究注意力投放到敦煌学研究之中，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外学者合作的不断深入、国内学者的不断研究探索，至今日，敦煌学可被完全骄傲的称之为“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本文笔者将从敦煌学之概念、发展历程入手，围绕“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两句旧时评价，管窥敦煌学快速发展背景之下所深含的借鉴经验与“雅俗”问题。本文或有不甚妥当之处，烦劳批评改正。
一、敦煌学之概念、发展历程
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历史、文化、文学、艺术、语言等诸多领域。以藏经洞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始，敦煌学已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敦煌学研究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09年至1949年）以 193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敦煌学兴起的时期；193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第二个时期，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研究领域逐步扩大。第二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则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地区。改革开放后至新千年，是第三阶段（1978年至2000年），我国敦煌学快速发展，中国学者逐渐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局面，并最终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第四个阶段（2001年至2019年）是我国敦煌学开始转型的阶段，学者在延续传统题目和传统方法、范式的同时，开始着力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
根据敦煌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究其脉络，曾有学者作以下梳理:敦煌学发展之变化，是从学问到学科的学科本体的变化，是从个体到群体的研究主体的变化，是从自发到规划的研究态势的变化，从单一到多元的研究领域与手段的变化。
二、简要剖析“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今学界常常认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盖为陈寅恪先生观点，笔者在翻看二句所出之文章时，发现这样的说法其实不妥。
“稽覈同异，编为目录，号曰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书既成，命寅恪序之。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这样写道，这一段实意陈寅恪先生为《敦煌劫余录》做序，曾听闻有人谈“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在此序下文陈寅恪先生也对此说法针砭时弊，“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因“学术之伤心史”说法确实出现在陈寅恪序文中，再加之有人单独列出，所以学术界常常有人会认为这是陈寅恪先生的想法，但其实不然。陈寅恪先生真正认同的观点应是“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陈寅恪先生在对“学术之伤心史”这一言论驳以针锋相对的观点时，同时也列举出了大量史料实例。陈寅恪先生认为，珍贵史料的价值至少体现为唐史研究、佛教教义研究、小说史及文学史研究、佛教故事研究、唐代诗歌研究、中亚文字比较及佛经翻译研究等多个学术领域，国人如果好好利用这些珍贵史料，必能 “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实际上陈寅恪先生在后续敦煌学研究之中，也充分彰显了这些史料的价值，比如陈寅恪先生曾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如何受到外来文化特别是佛教影响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陈寅恪先生在研读敦煌文献时，曾创造性得联想到印度宗教中一些神话形象或在传入中国时，为中国古代小说家所吸收融合并以此创造人物角色形象，最具代表性得便是陈寅恪先生对于《西游记》中大闹天宫故事孙悟空故事形象来源的精彩分析：在印度佛教故事中，顶生王与猿猴为两个故事中的人物，这两个故事本来各自独立、互不干涉，讲经者有意无意之中将两个故事拼接在一起，使得大闹天宫和猿猴故事逐渐合而为一，或由此吴承恩得来奇思，编出大闹天宫故事。
不论如何，陈寅恪先生对于敦煌学之态度，就如今日敦煌学之辉煌发展，从无变化，坚定如一。敦煌学所蕴含的珍贵价值是无可厚非的肯定，敦煌学的成功是必然发生的事件。
三、简述“雅与俗”争论之下的敦煌学发展
敦煌学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若论研究发展无变化、无创新，这是绝无可能的。无论是以敦煌壁画、佛经、雕塑以探究中国儒释道文化融合发展的脉络，以“敦煌外交”服务带领“一带一路”战略，还是云端科技“数字敦煌”与腾讯合作再现敦煌壁画风采，敦煌学的发展、敦煌人的坚持从来都是雅俗并需的。
现如今，在网络高速发展，各类新媒体工具充斥人们生活的年代，敦煌学的阶段再发展成为了敦煌人们需要继续研究克服的问题：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发展精湛学术还是适应通俗文化？疑问之余，敦煌人早已行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扬风采的前列上。
关于发展精湛学术，敦煌人似乎从未让人失望过。无论是最初创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表《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等重大学术成果；还是近几年创立“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甘肃省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重点实验室”三大平台，建立“数字敦煌”资源库，敦煌人的研究始终继往开来、笔耕不辍。终于在今日，敦煌学终于告别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低迷年代，真正实现了“中国的敦煌学”这一伟大目标！
钻研学术之余，敦煌人仍不忘回哺大众。2017年，腾讯与敦煌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计划将腾讯最新科技和泛娱乐文化生态，与敦煌研究院科研成果深入合作，让更多人体验到敦煌之美。
为进一步扩大敦煌石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携手启动“数字丝路”计划，以促进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交流，让更多人类文化IP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放光彩，腾讯于今年11月举办了第二届TGC腾讯数字文创节，并在海南省海口市日月广场创办数字文创体验展览。在数字化体验上，腾讯明日博物馆举办了由敦煌研究院官方授权的“云游敦煌”线下主题展，其中“探境敦煌——飞天神鹿瑶”大秀，采用了具有沉浸感的穹顶天幕，使观众置身于数字幻影的沉浸式空间，展开了一场与传统文化和智慧的对话。
展览毫无疑问是成功的，许多观众甚至跨越万里来到海南，只为一观数字敦煌的风采，敦煌人在这里真正做到了通俗文化的贯穿利用。
结语
观完敦煌，当我们再度回望历史，从楚辞汉赋兴起的雅颂文学、美伦书画似乎都在这世间的烟火气中慢慢回归淳朴、回归小雅之下的众俗。文人墨客的成就再及巅峰，总要普罗大众认可了才能算得上是大文学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高雅，有“阳春白雪”时就有“下里巴人”，有“雅”时就有“俗”，“雅”与“俗”二者并非对立面，而是可以融会贯通、相互成就的互助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若想真正再现辉煌，必不可少的便是与时代相结合，以自身为内容，以时代产物为载体，犹如敦煌人“不破不立”的创新态度，勇敢得走进这数字化的时代，坚定得迈进年轻人的生活圈，绚烂得以怀旧而全新的姿态绽放在普罗大众面前。
参考文献：
[1]李并成.重视“敦煌外交” 服务“一带一路”战略[J].丝绸之路，2017（04）：5-7.
[2]修斌 陈琳琳.大谷光瑞与日本敦煌学[J].新丝路学刊，2018（03）：104-115.
[3] 习近平. 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2019年8月19日）[J].求是，2020（3）：4.
[4] 刘进宝.敦煌学通论（增订本）[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9：3.
[5]刘克敌.关于陈寅恪的敦煌学研究[J].新丝路学刊，2018（02）：13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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