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乔平
自古以来，统治和皇权都是压倒一切的力量，就像那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如此，人如此，文学作品也不能例外。
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形式的作品，大概都逃不脱政治因素的桎梏。实在是因为在过多的激情和美，过度的犀利和敏感条件下所产生的东西，总会有些动荡和不安。文学创作想要表达个性，表达渴望，表达诉求，但政治教化想要的始终是稳定和顺服，而不是感情的宣泄和思想的自由。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谈到，在古代，诗词的作用主要是拿来唱的。但是，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拿来唱了，诗本来的意思经过多年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于是，那时候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解释这些诗篇。
比如《左传》里记载，襄公二十七年的一场宴会上，大家赋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本来是是“野有蔓草，零露传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而子太叔只取了最后两句“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借以表达欢迎宾客的意思，诗意本来表达的男女之情，也就模糊了。
实际上，这种不顾上下文，只拿出其中一两句，配合当前的环境为某种目的做暗示的行为，从古到今都很多见。
再比如诗经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句，本来说的是美人天生丽质，但孔子却解释说这是讲作画的道理，要先有白底才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浅的，主要还是做人，就好比人本来是野蛮无知的，后来才有文化，文化必须通过修养而来，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孔子如此解释《诗经》，说诗可以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在里面。孔子以后的“诗三百”，就成了儒家的六经之一，儒家学子把它当做一部教化之书。后来最有权威的诗经注解，比如毛氏的《诗传》和郑玄的《诗笺》差不多都是这种做法的注解诗经，渐渐得，这些诗篇原本的意思已经不太清楚了。
他们都是以史证诗，接受了孔子“诗无邪”的见解，又摘取孟子的“知人论世”的见解，总是关联着政治教化来注解诗篇。
“以史证诗”就是用孔子的诗中哲学，配合当时的一些历史情况，来证明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做的，为什么事做的，他们这样猜出来的结果，自然不会与作诗之人相和，反而让本来鲜活可爱的诗歌，变的严肃而死板。
没想到令我们仰慕的《诗经》，居然是被道学家们强解和扭曲了许多年的作品，其中原有的激情与美，早已被封存起来，我们学到的只是被教化过的美和彬彬有礼的大道理。
由此，儒家和《诗经》是这般光景，其他年代的统治教化和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也应该大体如此才对，难怪有作家说自己的笔墨越来越枯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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