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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哀郢》中，首次使用“南渡”一词：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哀郢》是屈原楚辞中最为悲苦哀切的一篇，大概作于屈原被疏离开郢都、南行江湘时。在楚顷襄王时期，屈原遭谗被疏、忠不见用，被井离乡、无限伤感！就此，中国文化中的“南渡”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南渡首先是一个地理词汇。由北往南，跨江越河，戢以舟船，谓之南渡。屈原南渡的可能是长江、洞庭湖。彼时，楚国都城在郢，也就是今天湖北荆州府江陵县附近。江陵县向南，即为长江；顺江而下，即为洞庭湖。
“南渡”其次还是一种心理词汇。与庙堂之高日趋遥远，冰心一片付之玉壶，才高八斗而无力勤王伴驾，故亦谓之南渡。
“南渡”还暗指一种历史的宿命：南渡之人，不能北返。有一个苏东坡的段子，正如此相合：
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宜为谁？”曰：“苏尚书。”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夹道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明朝朱由检危难时刻，自然想重回南京，假以时日再拾山河。但南渡的历史魔咒，他又何敢妄自为之？最后只好“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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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陈寅恪任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当时文学院在云南蒙自。陈寅恪在这一时期写了一首《蒙自南湖 》：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头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全诗读完，一股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北归端恐待来生”，与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心情相同。同一时期，冯友兰的“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吴宓的“绮梦空时大劫临，西迁南渡共浮沉”都道出了南渡的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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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胜利还都后，冯友兰在《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洋洋写道：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他的“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内心肯定无比豪迈。可惜，他实在是言之过早了一点。
历史最终还是让“南渡”成为了一个悲怆之词：曾见南迁几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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