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就业很失望
待业了两年，并不都在做临时工，家里不等我的工资开饭，因此在电池厂做临时工有两个时段：做了一段到广州玩了半年，据说劳动局要安排待业青年工作了便回来，但却是误传，于是重返电池厂继续临时工生涯。
这一段时间我和L的共患难的机缘使我们成为终生死党。当临时工被剥削的是剩余价值，每天上班8小时，工资0.5-0.8元/天，我第一段拿0.5元（临时工的学徒），第二段拿0.8元（有点资历的临时工），这都是我的师傅帮争取的。
很多人愿意加班，我从来不加班。当临时工的最大好处就是觉得自己还没有成为废物。
终于等到劳动局想起这一批待业青年了（其实工厂很需要人，不然这些待业青年不会都可以很随意找到临时工的工作），但是分配工作让这些待业青年很失望，国营厂（比如电池厂）进不了，待业青年们被全数安排到集体工厂（集体工厂就等于是作坊制，你可以设想为几个人凑合的铁匠铺)。
让待业青年可以先挑选，领导再决定的集体工厂有：棉纺被服厂（制造棉胎和缝制被套，棉絮到处飘荡）、日用厂（制造扫把、地拖、鸡毛掸子，到处充斥刺鼻的胶水味）、五金厂（螺丝帽、螺丝钉等配件，小工坊噪音震耳欲聋）、木器厂（各种家具，油漆味）等等，反正就是小手工业者的感觉。
我和L商量了好久，木器厂当时有出口产品樟木箱，上面有浮雕：龙凤呈祥，天女散花等，似乎还有点技术含量，我们也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于是我们一块报了木器厂木雕车间（这个厂可以选择木工车间），结果如愿以偿，总算让我们俩有点高兴。
那是1976年9月2日，之所以记忆犹新是因为这一天也是我的户口本上的生日。待业了两年多，终于有个小作坊去上班。
我们一路寻找木器厂，在经过了泥泞坑洼的一大段路后找到了。一进门到处是木头，从山里砍伐后运进来的，要晾晒一段。机器轰鸣，震得耳朵发疼，木工车间在开料，工人师傅把原木开成木板，木屑四飞，噪音震耳，让人有窒息感。
我和L手拉手紧张地左右穿插，终于到达最里面的木雕车间。说车间其实就是作坊，我们6人一块安排到木雕车间，其中3人是父母退休顶职农村的女孩子，基本上没有上过学，他们拿工资签名都是歪歪扭扭的，这是后话。
车间有12个工人，老弱病残都有。车间主任C大概30多岁，一边表示欢迎，一边介绍：浮雕其实就这么几个工序：第一道工序画图（按图索骥），用钻床钻出大致的形状；第二道工序铲底（用工具敲出最粗的轮廓，将底部用工具铲平，故称铲底）；第三道工序花工（真正意义的精雕细琢）；第四道工序抛光上油（都是无色的清漆）；第五道工序包装。
初来乍到，我和L分配到“铲底”工序组，每人发了一个工具箱。呵呵，几十把雕刻道具，一块磨刀石，就开始了“领导阶级”的生涯。
我和L上手快，爱琢磨，组长很快就不管我们了，自由发挥。同去的3个女孩子让组长犯了难，老说她们笨。其实这不能怪她们，她们从小就在家里务农，连手指都比较短（我不知道手指粗短是否一定与遗传有关，我从事木刻一年半，直到今天，左拇指仍可外曲90°，就是每天推着刀具在樟木上劳作的结果），没有机会上学，当然学这些细致活比我们差。
我和L经常“偷师”，车间主任是我们的师傅，我们经常在傍边看他做花工，他高兴了也让我们试试。
半个月后有一次我在木板上画了一条鱼（还有点自学成才的绘画技巧），用圆花刀和片刀把鱼刻了出来。这么个粗制品当然不敢给师傅看见，悄悄带回家让邻居大吃了一惊：这是你刻的？真是你刻的？似乎我已经可以为客家人喜欢的床和柜面雕花刻朵了（说实话，这真的很容易，只要有工具，学了几天足于满师）。于是我便很得意，咱从来就不是笨孩子，这大概是我在成为领导阶级之后的唯一的一次得意。
新鲜感很快过去，我与木雕车间的工人师傅也熟悉起来，作坊制的车间人们话很多，但是女的庸俗，老公孩子婆婆菜市场，男的猥琐（我们师傅还行，其他几个不敢恭维，女里女气的，说话挤眉弄眼看着就碍眼）。
于是我和L开始制造壁垒，用樟木箱堆得高高的，把自己围起来，我们在里面边干活边说悄悄话，唱歌。
L教我知青歌曲《鸭绿江上》 ：美丽可爱的鸭绿江，多么令人向往，鸭绿江水永远流淌，一直流入海洋。再见亲爱的朋友还有那心上的姑娘，我们何时才能相逢，在鸭绿江上。一盏电灯照泥墙，月色多么凄凉，回故乡路途遥远在望，前途在何方？……
我们不是远离家门的知识青年，但是这首歌特别符合我们的心境，我们像被困住的蜘蛛，心无处安放，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这就是一辈子？很多人说那年月有个工作就不错了，但是确实我们的内心很苦闷。
还在学徒阶段的我很快被推上工厂团支部副书记、车间副主任的位置，原因让人哭笑不得。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车间主任要写发言稿，大家要写决心书，没有人能够担此重任，只能是我站出来承担任务，从此给大家流利地、没有错别字地读报纸的任务也光荣地落到我的身上。
厂里看到了车间的材料，厂长说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女秀才，从此工厂的总结（包括党团支部）都成了我的工作；集体企业隶属轻工局，轻工局看了厂里的材料，也“借用”几天，帮他们写材料，县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大会，有会议材料组，我便经常性地被借用写材料。公文的不学自通，大概来自这些不断被“借用”。
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够作做么，应该做什么。在工厂的一年半，学徒的一年半，经常被借用的一年半，是我最不快乐、最阴暗、最灰色的人生的一年半，有些事情哪怕过了几十年，回想起来仍然在隐隐作痛。我不是容易受伤害的人，但是我不喜欢这个环境，不想把这里当做人生的最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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